近代高僧大德—正果法師

正果法師（以下簡稱為師）於一九一三年七月廿四日，誕生於四川省自貢市自井縣大山鋪石子嶺張姓鹽商家中取名「子君」。家中兄妹三人，師排行第二。師之父信仰道教，師五、六歲時曾依父命皈依過一正果法師（以下簡稱為師）於一九一三年七月廿四日，誕生於四川省自貢市自井縣大山鋪石子嶺張姓鹽商家中取名「子君」。家中兄妹三人，師排行第二。師之父信仰道教，師五、六歲時曾依父命皈依過一位年高道長。

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五年，師先入私塾，後入學堂。十四歲高小畢業後，因家貧而輟學，遂投奔成都親戚家當學徒工以謀生。後染傷寒，病癒始知父已於二月前仙逝。而師之母前此已歿，師未及成年，已成孤兒，於是萌生出家之念。

一九三零年師十七歲，往新都寶光寺進香，禮佛後，向知客僧表明出家願望。寶光寺退隱老和尚貫一，感其篤志，介紹班首僧廣渠老和尚為師剃度。師時年十七歲。
一九三一年師十八歲，師隨廣渠和尚返聖壽寺。寺為子孫廟，僅師徒二人。此期間師讀《禪門日誦》及經史子集百家文章。
一九三三年師二十歲，廣渠上人發心朝山，臨行叮囑師去文殊院授戒。當年冬師回成都，入文殊院受具足戒。得戒師即法光（道悟）老和尚。
一九三四年夏，師廿一歲，重慶華巖寺創辦的天台教理院招生，師先行致函報名。經數次告假，才得允許。七月十五日乘木船達重慶，入天台教理院，學習《天台四教儀》、《楞嚴經》、《地藏經》等經典兩年。

一九三六年，師廿三歲，是年秋，太虛大師和法尊法師領導的北碚漢藏教理院（以下簡稱「漢藏院」）第二屆普通科招生，師即約同學數人前往報考，幸得錄取。八月中旬入漢藏教理院讀書，受教於太虛、法尊、雪松法師，同班有惟賢法師等。
一九四零年夏，從普通科畢業，升入專修科。

一九四一年夏，從專修科畢業，學生生活自此結束。畢業後，師留校教課，教授的主要課程有法相唯識學的經論，如《五蘊》、《百法》、《因明》、《解深密經》、《攝大乘論》、 《二十論》、《三十論》、《成唯識論》等。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漢藏院的許多外省法師紛紛還鄉，教務主任一職任缺，太虛大師和法尊法師薦正果法師繼之，院務會決議通過。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為悼念太虛大師圓寂，師著文「依止大師的回憶」，發表在五月號《海潮音》上。
一九四九年夏，師與惟賢法師再會。其時，全國即將解放，惟賢法師問師：解放後你怎麽辦？師答：有些人勸我去香港或台灣，我決定不去。佛教的根在祖國大陸，我還要為解放後的佛教出力，此志堅決不變。

一九五零年春，漢藏院行政領導班子改組為院務委員會，由教職員工與學生組成，大家公推師為主任委員。
是年，政府號召開荒種田，師即發動全院師生、工友利用空閒時間開荒，栽种红苕二十餘萬顆。

漢藏院經濟原以地租收入為主，解放後，這種經濟形式被廢止，因此全院師生、工友在放暑假以前，共同開大會五天，討論院事，最後決議停辦。
教職員工及學生要求繼續學習和工作的，由文教部解決。教具、房屋等由西南文教部接收。
一九五零年秋，正果法師為漢藏院善後之事來北京向法尊法師匯報，法尊法師即命其留住菩提學會（會址在今北海公園永安寺內）協助工作，輔導信眾學習。
一九五二年，北京菩提學會人員登記表記錄「釋正果四十二歲，癸丑七月二十四日生，漢族。」同年，應北京居士林理事長周叔迦之邀，擔任居士林常務講師，指導林員學習經教。其間為四眾（包括隨喜聽講的僧尼）講述了多部淨土典籍和禪宗論著。居士林在師的倡導下恢復了學修並重的傳統，得到周老居士和廣大林眾的歡喜稱頌，居士林也因此名聲遠揚。師任常務講師至一九五八年居士林被迫停辦為止。

一九五四年，三時學會設立研究室，請師任主任並負責招收了十名僧人研究生，指導僧人、居士研究法相唯識學。
五十年代，師在中國佛學院授課時，編寫了洋洋數万言的《佛教基本知識》講義。於法相唯識方面的理論闡述頗詳。五十年代，惟賢法師身陷四川宜賓囹圄，寫信給師幫助購買哲學、文學類書籍，師即如其所願，多次寄贈。患難真情、感人至深。

一九五六年九月廿八日，中國佛學院成立（在北京法源寺）正果法師應聘主講佛學，後擔任教務主任。他本著「我在佛法在」的夙願，培育僧才，不遺餘力。假日回菩提學會，熱心為居士們講法。交往中，得知某青年學生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師遂慷慨解囊，對方父母慚愧婉謝，師堅決地說：「你們不要攔阻我的捨心，攔阻舍心要背因果。」彼學生學業因此而得繼續。

同年，師陪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大師護送佛牙舍利到緬甸接受朝拜。
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師被選為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
是年夏，「三時學會」監事朱老太太去世，去世前將一張寫著正果法師名字的人民幣一千元銀行存單託事務員馬一崇到「菩提學會」交給法師。法師收了這筆錢後，除用於供養法尊法師、道悟法師、能海法師外，還給五台山廣濟茅蓬捐了款。
同年，又為太虛大師靈骨塔修建捐款。 [NextPage]　　大躍進時期，中國佛學院迫於政治形勢而停止了早晚殿。後經師與周叔迦居士一道努力，得以恢復。其間，師一直堅持為居士林講經。

同年，師為地方寺院募化了部分資金、情況如下：為五台山廣濟茅蓬化緣三、四次，每次二三百元；為河北省涿鹿縣黃羊山募化兩次，一次一百餘元，另一次二百元。為五台山成果庵募化一百餘元；為陝西終南山真如寺募化一百餘元。

同年，北京居士林總務黃憲三被打成「右派」，失去工作，生活拮据，託人請師助其女兒讀中學，師每月拿出十五元，持續了八、九個月，使之度過難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師與在京的佛教上層人士被安排到全國政協禮堂參觀全國政協宗教組舉辦的「展覽虛雲」。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法師接住在湖北武漢蓮溪寺的戒和尚道悟法師來京短住，以行供養。
同年，國家修建水庫，要求佛學院學僧參加。師帶領學僧奔赴勞動基地，帶頭勞動，做出了優異成績，奪得紅旗，為佛教界爭了光。
一九六一年師為中國佛學院編寫的《佛學基本知識》油印出版。師為此書傾注了大量心血，經常寫至深夜。次日在講台上，猶精神飽滿，法音洪亮，如瓶瀉水，滔滔不絕。
一九六一年，師隨中國佛牙護侍團前往斯里蘭卡訪間。

一九五八年後，中國佛學院停止了學生坐禪。一九六一年正果法師引導學僧恢復了坐禪，並為他們講授修習禪觀的道理和方法。
同年，中共中央統戰部有關領導到中國佛學院組織召開了「教學座談會」十次。以此契機師主持制訂了新的學生守則，其中特別強調了「學生必須穿僧衣和保持素食」兩條。其後，在師的主持下又制訂了中國佛教協會「漢僧寺院管理條例」，共四十二條。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至廿七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師被選為副秘書長。
一九六三年七月廿九日，師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十四次秘書長集體辦公會議，討論佛協客廳和佛牙塔的佈置、「鑑真傳研究」譯本的出版和籌備紀念鑑真和尚活動的事宜、以及其他工作安排等問題。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關於鬥爭黑幫分子正果的情況簡報」中有如下記錄：「佛性右派到五台山勞改，正果曾送他衣服。以後又買眼鏡、棉鞋、茶葉等寄給他。一九六三年佛性來北京，正果又送他一件陀紱夾襖、五元錢，隨後代他買藥並寄了三十元錢。」　　是年十月三日，中國佛教協會為紀念鑑真大師圓寂一千二百週年，在廣濟寺舉行法會，師為主法。同年，師隨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出訪日本。同年，在廣州肇慶參加「唐日本留學僧榮睿紀念碑」落成儀式。翌年七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師隨中國佛教代表團再次出訪日本，參加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

一九六四年四月師與北京在家弟子王福申等二人於北海永安寺前留影。
同年，陪同喜饒嘉措會長於廣濟寺和西山靈光寺接待日本友人。

一九六五年五月廿四日，師參加中國佛協第十六次集體辦公會議，討論「菩提學會」、「白塔寺」、「資福院」的撤銷與移交問題。五月三十一日又參加了第十七次集體辦公會議，討論「旅緬僑僧萬慧遺詩」、「資福院」與「雍和宮」喇嘛合併、「白塔寺」移交北京文化局保管以及關於中國佛教宣傳電影片的編制問題。
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到來，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受到衝擊，佛協工作陷於停頓。

正果法師費數年心血寫成並經法尊法師審定的百萬字巨著《辨了不了義論講義》完稿不久，不幸在此浩劫中，毀失殆盡。
隨著「文革」的不斷升級，師被列為「黑幫分子」，遭到批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六日，中國佛協和中國佛學院人員攻擊師的大字報被彙編為十六開兩卷，分別為26頁和31頁。
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至三十日，中國佛學院教師組依據師的有關筆記，對一九六二年一至二月中國佛學院就教育問題召開的「十次座談會」以大字報形式揭露攻擊並彙編油印成冊，為16開22頁，於中反應出師對教育問題的正確主張。

同年八月十五日，中國佛學院被撤銷，師被集中到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勞動，接受監管。

當時造反派把師的「罪行」歸納數條，如下：
　　（一）「正果除了講經說法，大力宣傳宗教毒素，迷惑騙人以外，並在收皈依弟子時首先提出：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經典；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邪眾。」　　「對青年僧人更蠱惑他們堅定信念，為佛教奮鬥。如有一次，在菩提學會對佛學院學生說：有些佛教徒還俗，沒有骨氣，受不了考驗。鼓勵他們要努力住持佛法，不要怕譏笑，受了批判不要怕，批評倒了，要像不倒翁一樣，倒了，再起來，只要站得住，佛法就有辦法。直到把兩個學生說得流出了感動的眼淚。」
　　（二）「偽裝虔誠，麻醉群眾。正果在信徒面前一舉一動，都裝成道貌岸然，讓人看了覺得他是一個有修行的人，有學問的佛教徒，這種偽裝麻醉了不少人，如有人說：看了正果拜佛心裡就覺得清涼。聽了正果法師講經，原來心裡的問題，都覺得冰消瓦解。」

　　（三）「偽裝不貪財的樣子，有時把信眾送來的東西分給大家共食，增加信徒對他的敬仰。分別對象，不同對待。」
　　第一、對年老者，針對他們經歷了很多世事，年邁的情況，講苦空無常的道理。 」
　　第二、「對生活較困難的信徒，正果使用了小恩小惠，如有時送點錢，贈予點衣物，拉攏感情。」
　　第三、「對學生，正果給東西吃，並選擇適合他們的講授材料，如《佛學三字經》等，系統地向他們灌輸宗教毒素；對家庭經濟困難的，開學前送點錢讓他們買需要用的文具，天冷了送錢給他們買棉鞋，以表示關心。」
　　第四、「對家庭不和睦的，如夫妻關係不好，正果和他們講夫妻前世因緣，結合不易的道理；婆媳關係不好的，正果就向他們講婆媳應如母女。對婆婆說，要把媳婦當女兒看待的道理。悲切勸導，促進他們和解，讓人家感到他十分關心他們，拉攏感情。」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明真、正果的反動言論」中記錄：「今天上（注：上午）在廁所裡，明真對正果說，我昨天晚上出去，門房傳達室不讓我出去，要打電話請示領導，我現在還是人民，沒有自由權，把我管制起來。正果說，有甚麽辦法嗎？」、「另外在帶黑幫分子牌子時，正果不老實帶。」、「正果昨天晚上睡覺時，他還暗笑，走路還是大搖大擺的，不向人民低頭認罪，就是不服氣。」　　八月三十日「正果、明真的活動」中記錄：「另外，今天早飯後從正果的被條底下檢查出兩條鞋子，我們已經沒收。」　　九月九日的記錄中說：「唐秘書長找正果談話時，正果已經走出門外，又回去換衣服，還準備脫掉一件衣服。他說，那幾次鬥爭會時穿的衣服太多啦，盡出汗。我們告訴他，今天是唐秘書長找你談話，不是開大會鬥爭你，後來他才沒有換衣服。從正果的這個動作來看，鬥爭他四個半天，儘管他在會場上態度惡劣和頑抗，但在會後思想上有些害怕…」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至六日，「佛協、佛學院、廣濟寺僧眾和部分革命小將，聯合召開大會鬥爭黑幫分子正果」，於九月七日將鬥爭情況彙編為「關於鬥爭黑幫分子正果的情況簡報」和「黑幫分子正果在運動中的反動言行」。九月五日，對黑幫分子言行的記錄說：「正果吃晚飯回宿舍之後，坐在椅子上差不多四十分鐘沒有動筆寫東西，並且是摔眼鏡、摔筆，唉聲嘆氣的、搖頭擺尾的，是不服氣的姿態。」　　是年，師被「造反派」圍攻毆打，雖頭破血流亦不許去醫院診治，後經人相救方得逃生。後來，師頭頂留下了約二寸長的永久傷疤。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九年，中國佛教協會駐會「黑五類」人員被限定於廣濟寺後兩跨院勞動改造和政治學習。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中國佛教協會「大聯合小組」制定的「關於一項臨時措施的」通知和「牛鬼蛇神臨時改發生活費」的表格表明，師九十二元的工資降為二十元生活費。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連續三個月勞動的情況記錄中得知，師與法尊、明真、高觀如、虞愚、林子青等法師、居士，被安排在廣濟寺參加送煤、劈柴、掃雪、倒髒土等雜務。

一九七零年初，師被下放到湖北鍾祥縣七里湖畔「五七幹校」勞動，從事養豬。湖北之夏酷暑難當，氣溫高達四十。師每天肩挑十幾擔水為豬降溫，自己也用井水沐浴全身，以致種下病根。後身體漸弱，並引發糖尿病。

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八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師對五七幹校的工作留有四頁記錄，茲引兩則：　　「八月廿八日上午配豬，擔水剁豬草。下午擔泔水兩挑、清水八挑、擔糠一擔、麥麩一袋、拿蛋殼冬瓜皮一次，給小豬擦機油。」；「十月三日五點半起床割白薯藤，十點半提水，十一點半推草，下午堆稻穀。大豬跑出三次，苕藤吃光。餵豬完後割苕藤到七點二十。晚上未去上場（未通知）。 」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中國佛學院還俗僧毛德生為入黨，給在幹校的正果法師寫信，請求解決檔案和鑑定問題。
師在湖北沙陽農場（「五七幹校」）的三年中，除了從事勞動外，還要經常政治學習和交代自己的歷史思想問題。

一九七二年約為春夏之季，我國在國際上加強了對外交往，師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接待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訪問廣濟寺，及做佛教對外友好工作。依師所遺「北京大柵欄第二百貨商場服裝加工部加工（銀線收據）」表明，於七月廿五日師加工「灰毛的涼男褲」一條，可知師由湖北「五七」幹校回京當在上半年。
於湖北「五七幹校」期間，師雖身處逆境仍不忘報師恩和幫助他人。師於幹校工作，一有機會就到武漢蓮溪寺拜望和供養道悟老和尚。佛協的張克強先生與師同在幹校工作，妻子等生活在北京，收入微薄，師每次借回京之機都買一些糖果之類的禮品，以張先生的名義送給其妻子，這給一個苦難的家庭帶來了可貴的撫慰。一九八七年春，張夫人提及此事時，表示無限感激。

同年，在師的親自主持下，重新佈置了廣濟寺的佛像、文物等。包括，帶人到大覺寺「將三世佛」請到廣濟寺大殿，將拈花寺十八羅漢安奉於大殿。
一九七三年六月日本京都市市長船橋求已先生來訪，贈中日友好協會一百公斤重的「長久友愛」銅鐘，被安置在北京廣濟寺。中日友協廖承志會長、中國佛協趙樸初副會長、正果法師及中日各界朋友參加贈送儀式。趙樸初副會長與正果法師共同啟鳴大鐘。

同年八月法尊法師的俗家弟弟與晚輩來京，師陪同他們到天安門等古蹟名勝之地遊覽。
一九七五年一至四月，集體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和《政府工作報告》等。同年，還參加接待了以井上靖為團長的日本作家代表團。
同年十二月，師回四川省自貢市探親，病倒在家鄉，休克昏迷達四十八小時，經自貢市五四醫院搶救，住院兩週，逐漸恢復健康。病中中央統戰部給予了極大的關心，指示佛協和地方有關部門盡最大努力醫治法師之病。

一九七六年一月初，師病癒，由自貢到達成都。七日，從成都返京。
一九七八年二月廿四日至三月三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師當選為政協委員。
同年四月十日，中國佛教協會訪日友好代表團一行十二人，師為副團長應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的邀請，前往日本訪問，所到之處受到日本佛教界隆重歡迎。
同年，師於京接待塚本善隆為團長的日本佛教訪華團，其中，除了加以宴請外，還陪同他們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
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師與明真法師於廣濟寺接待日本和歌山縣佛教訪華團。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一日，以源慧、智慧法師為首的香港佛教旅行團一行二十人訪問中國佛教協會，受到師與趙樸初會長、明真法師等四十餘人的熱烈歡迎。
約於是年春，在師親自關心支持下，於廣濟寺內首先恢復了北京居士林，師被禮請出任導師。
五月十日，師於北京居士林講開示。

同年六月，師與重慶竺霞法師在京相見，兩人身著俗裝在西四延安照像館合影留念。
九月廿九日，參加日中邦交正常化六週年活動。

同年，師與法尊、明真、巨贊、佛源等法師在廣濟寺為迎接鑑真大師像回國，晝夜辛勤，認真籌備。
同年在師親自關心支持下，北京居士林恢復，師被禮請出任導師。
八十年代初，師朝拜甘肅敦煌時與貢唐倉活佛晤面並合影留念。

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國佛教協會和日本淨土宗在長安香積寺共同舉行法會，紀念我國唐代高僧善導大師圓寂一千三百週年，慶祝香積寺大殿重建落成和善導塔維修竣工。師與趙會長以及日本友好人士二百六十人參加了法會。

同年六月下旬，師於京接待「日中友好臨濟黃檗協會第一次訪華代表團」山田無文一行，又陪同他們訪問了河南少林寺和杭州靈隱寺，並於靈隱寺舉行了聯合法會。應日本臨濟宗佛通寺派寬光禪師之請，為其師櫻井一溪禪師所畫「布袋圖」（彌勒圖）題贊：「一個布袋，括盡法界，給我一錢，放任自在。」　　同年十月廿三日（陰曆十月初一）師於廣濟寺大殿為信眾開講《八大人覺經》第一講。

同年十二月廿二日，中國佛學院預備科舉行開學典禮。招收青年學僧四十名，學制二年，師出任副院長。
自五十年代末以來，極「左」路線日益加劇，正常宗教活動深受影響，一九五八年以後，國內便停止傳授比丘戒。一九八零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一年初，中國佛教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各地大德云集，正果法師在廣濟寺主持傳授三壇大戒，請淨嚴法師為得戒和尚，師親任教授阿闍黎；寬霖、遍能、超明、茗山、永光、淨如、竺霞、惟因諸法師為尊證阿黎。傳印法師擔任第一引禮，佛源、寶曇法師亦同為引禮。戒子們主要來自中國佛學院入學的八十級學僧。傳戒法事，如法如儀，莊嚴隆重，使佛教於真正意義上得到了恢復。

一九八零年師參與組織了鑑真大師像成功回國的盛大活動。
同年八月廿二日，師接待並陪同日本友人道端良秀參觀浙江杭州靈隱寺並遊覽了西湖。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廿三日，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師被選為副會長，並作《關於中國佛教協會章程修改草案的說明》報告。會議修改了《中國佛教協會章程》。同時，師還出任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北京廣濟寺方丈。

師任廣濟寺方丈後，立即恢復僧眾上早晚殿。廣濟寺當時住有八、九位僧人，師自己出資為學僧購置紙筆、資料開辦了廣濟寺僧伽培訓班，師除自己教授外，也請別人教課。
師只要身體可以支撐，必於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為居士林居士們講經說法。有求受皈依者，師從不拒絕。甚至在住院的病房中為信眾舉行皈依儀式。
一九八一年，師到福建鼓山湧泉寺主持傳戒法會，並講授佛法三個月，從而對福建的佛教恢復產生了重要影響。
同年，出任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雜誌的編委。

七月八日，以茶道裡千家元千宗室為團長的日本里千家茶道文化交流使節團一行四十五人，在北京廣濟寺大殿前舉行供茶儀式。師與巨贊法師、孫平化先生等出席。
七月十六日（陰曆六月十五日），師講《八大人覺經》第十講。至此《八大人覺經》全部講完，前後歷時十個月。
八月廿七日，法尊法師靈骨塔在五台山建成，師率北京僧俗信眾專程前往，參加靈骨塔開光儀式並主持了法會。
十一月十一日，師在北京居士林講參禪方法。

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市佛教協會第一屆代表會議在廣化寺舉行，師當選為首任會長。
十一月十七日，師於廣濟寺接待了以竹田益州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臨濟黃檗協會第二次訪華團，當晚師設宴款待了訪華團一行。
十二月六日，師出席全國政協五屆四次會議。會議期間師與巨贊法師、國清寺唯覺法師相見敘舊。
是年末，師的《佛教基本知識》由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分會出版印行，趙樸初會長親筆題寫了書名。
一九八二年初，泰國佛教界向中國佛教協會贈送三尊銅鑄佛像，同時邀請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訪泰。四月，師率領中國佛教協會迎奉佛教代表團訪問泰國，參加了在曼谷舉行的贈像儀式，受到泰僧王的親切接見。這次訪問，開創了中泰佛教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是年秋杜廉居士供養師人民幣一千元，因北京居士林須經費，師即轉以相贈。

六月十日，香港寶蓮禪寺代表團來京，迎請《乾隆大藏經》，師於廣濟寺主持了贈經法會。
九月，師到遼寧鞍山市千山參觀。十月廿九日，師於京會見了日本友人吉田啟堂。
十月十八日，師陪同「日本天台宗建立祖師碑訪華團「赴天台山國清寺，受到當地四眾數百人的歡迎。
十月廿三日上午，烏蘭夫副委員長接見了日本天台宗山田惠諦座主等日本朋友，師陪同會見。
十一月廿七日，師參加了中國佛學院八十二屆本科班開學典禮。

同年陰曆十二月廿七日，師為避免春節之擾，於客廳中打禪七。晚上去衛生間時滑倒，造成腿部骨折，第二天始被發現，即住進了人民醫院。先是採取西醫方法治療，後又請著名民間骨科醫生「雙橋老太太」羅永年接治，但因骨頭錯位，未能完全恢復。師曾自謔曰：跛子正果，能說不能行。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師被選為政協常委。
五月廿九日，師給杜廉居士寫信，其中講：「我已出醫院，在住室坐臥靜養，大概還須要個把月才能行動，現前只能短時站立。在靜坐中，無論產生甚麽境象『泰然置之』最好。」　　九月十三日，師為杜廉居士講開示。

十二月四日，中國佛教協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成立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師出席開幕式，萬里、宋任窮、楊靜仁等接見與會三百多名佛教界人士。
師為此作敘事詩一首：　　中華騰飛喜空前，三寶重輝殊勝緣。
創制垂統舉群賢，會議四屆於幽燕。
學院傳燈開講筵，僧才濟濟通經禪。
日新月異刊文篇，利樂有情法音宣。
金陵善業重相沿，板印線裝書色鮮。
佛牙供奉白雲邊，寶塔巍峨山蒼然。
金碧層層照大千，升階參禮眾心虔。
石經千載封林泉，整理其序摹拓全。
圖書文物設館專，校勘引證深探研。
百科英漢佛家編，勝義普為世界傳。
學術交流慧業聯，與顯奘兮輝後先。
鑑真尊像歸故里，去時誓乘大願船。
瀛海茫茫風濤偏，扶桑何處觀星躔。
今日飛艙行自天，殊方四眾往來便。
同修淨業常隨肩，友邦賓次無數焉。
躬逢會立三十年，獻頌未能離言詮。
莊嚴淨土在人間，法輪光隨日月旋。
爭取和平齊著鞭，五洲大同安八埏。

十二月五日上午，師接見臨濟宗代表團。下午，為中國佛學院八二屆學僧授沙彌戒。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師組織來京參加理事會的諸山大德為八二屆學僧授比丘屆，十四日傳授菩薩戒，傳戒後師與眾戒子們合影留念。
　　十二月十八日晚，師為弟子們講開示。
十二月廿四日，中國佛教協會舉行茶會，歡迎傳印法師、姚長壽先生於日本淨土宗佛教大學學成歸國。師與趙樸初會長等出席了茶會並講話。
一九八四年元月一日師為弟子出資配近視鏡。元月二日，師對弟子開示說：「出家人學佛不但要學，而且要運用到生活方面去，要不沒有甚麽意義。」　　三月十七日，有弟子對師說：「師父一直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希望師父有時間寫一下自傳。」師回答說：「正事還乾不過來，我是不注重那個的，一切都是變化的。」　　八四年年初，法師在中國佛學院授課時編寫的講義《止觀簡介》（《止觀述要》）油印成冊發行，該書十四萬字，是師關於佛教天台宗止觀學說的重要著作。師準備對該書作修改補充後，再正式出版。然而，由於工作繁忙，痼疾漸重，未能如願。

後來，《佛教基本知識）、《禪宗大意）、《止觀簡介》三本專著在台灣正式出版。 《止觀簡介》則更名為《止觀研究講錄》由千花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兩度印行。
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師為居士林講開示，內容為「四聖種」。
五月廿五日下午，出席國務院宗教局主辦招待人大、政協委員的茶會。
九月六日，師與趙樸初會長在北京接見以阿部野龍正為總團長的日本真言宗訪華團，該團是為參加日本高僧、中日文化交流先驅者空海大師圓寂一一五○週年紀念堂落成典禮而來華訪問的。代表團一行二百多人，師曾陪同他們去西安、上海訪問。六日，烏蘭夫副委員長接見日本友人，師亦在座。年內，師用近四百元，複印《相宗綱要》三十本，送給弟子和佛學院有關法師。

　　四月九日，巨贊法師圓寂。十七日，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師致悼詞。巨贊在住院期間，趙樸初會長、正果法師多次到醫院探望。
四月廿二日上午，師對弟子說：「死了，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下午又對弟​​子說：「我死了你就對別人說，師父說了，不要收骨灰，不耍發訃告，更不要開追悼會。」「沒有意思的，還會惹些麻煩來。你看巨贊法師圓寂，來了十幾個親屬，有些根本還不認識，車費等等還要給他們報銷，有的想藉此機會來京遊玩。你看這有甚麽意思。」　　五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師對四川成都昭覺寺落實政策問題提了議案，當時經過政協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督促，使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

五月十三日下午和十四日，宗教組討論鄧主席講話和兩個工作報告，師發了言。
五月十六日下午六時，師出席中國佛教協會為參加政協、人大的佛教人士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餐館設便餐招待。
六月十日，師對弟子圓持說：「尊法師在世時，政協送票來晚上看電影，我去了。當時尊法師身體已不好了，到廁所時必須拄著拐杖，扶著牆壁和欄杆，慢慢地走動。那天晚上，尊法師看時間不早了，我​​還沒有回來，他心情很不安。我回來時已近十點了，推開山門聽有聲音問：『是正果法師嗎？』我走近看是他，心情很激動地說：『原來是您老人家在這裡。』他老人家說：『我怕你出了事。』我說：『我是政協委員，如果有事他們會照顧我的。』我感動得落淚，這份慈悲勝過生身父母。況且自己年紀大，若是有父母的話，會認為自己大了也不會這麽關心。」　　師還對弟子說：「如果一個人學佛而不發心住持佛法是沒有意思的，是靠不住的。出家人少一點沒關係，但要精。」　　七月九日上午，正果法師在廣濟寺主持法會，祝日本山田惠諦長老九十歲壽誕，組織了佛學院學僧在內的九十人參加，供有九十盞燈。
七月十五日上午，師於法源寺陪同日本里千家茶道代表團以茶供佛，同時主持了法會。

七月廿九日著名京劇演員楊秋嶺女士陪同葉道英先生夫人孟淑惠女士拜訪正果法師，孟淑惠女士要求皈依。
七月三十日下午，師對弟子說：「從安徽回來最好不用侍者。「弟子說：「不用侍者怎麽可以。等弟子畢業後，來侍奉您老人家。」師說：「畢了業給佛教作事。」弟子說：「四年學的東西太少，年齡也還小。」師說：「邊工作邊學習。年紀小沒關係，張學良二十幾歲就作元帥。」　　八月上旬，師朝拜九華山，並到蕪湖等地巡視。
八月十六日下午，正果法師處理了兩個寺僧因掃地引起糾紛之事後，到廣濟寺前院了解情況，其間說：「人在的時候千萬不要忘其形，否則這個人就壞了。」師指著大殿丹墀兩側的松樹說：「西邊這一棵被兩棵大槐樹壓著遮蔽了陽光，多年來只有一線生機，但就是長不大，而東邊的那一棵，沒有大樹壓著，長得就好，因為那裡有好的環境……」弟子對師說：「現在佛教是剛發展，一些事情也難怪，看樣子佛教的組織製度還得要重新好好整理。」師說：「因緣成熟時也就興起來了，還要靠你們。到你們四十多歲的時候就好了。」

　　八月二​​十日（陰曆七月廿四日）為師之壽辰，師不准弟子祝壽，只在丈室做了兩份菜，有居士送來了兩份菜，寺僧知道後幾乎全都到丈室給師拜壽。 [NextPage]　　八月廿八日，師於中國佛協所在地廣濟寺會見日本友人道端良秀一行。

九月六日，師陪同日本真言宗「惠果空海紀念堂」落成法會訪華團於人民大會堂接受烏蘭夫副主席的接見。
九月廿七日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副會長黃允畋居士隨港澳國慶觀禮團到京。二十九日下午，覺光、黃允畋等訪問了廣濟寺，受到師與趙樸初會長以及僧眾的熱烈歡迎。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五週年國慶，師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師為此賦詩一首：「改地換天後，江山新日月，三十五年來，覺路歸津筏，頑幫付劫灰。憲章思治切，世論中興該。大政虛懷問，良謀協議裁。兩番增物阜，四化湧人才。功報銀屏上，星傳碧落隈。隨時符甲子，歌頌激風雷；法界欣平等，文情任往回。筆端題慶祝，應愧點塵埃。」　

　十月中旬，師接見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第三次友好訪華團」。
十月廿二日，師於廣濟寺會見日本日蓮宗訪華代表團。
十一月十一日，師因糖尿病和勞累過度雙腿腫脹，先住進人民醫院，後轉往中日友好醫院治療。
十二月三十日杜廉居士前往醫院問候師，師於其筆記本上將自己的願行寫下：「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弘誓願行，我生相續佛法在，永作菩薩度眾生。」　　同年冬，師正在病中，廣濟寺有年輕僧人反映晚間睡覺冷，師聽到消息後即讓人背負前往了解情況，當即自已出資為寺中僧人添置了棉被。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五日，師於廣濟寺為居士講開示。
元月二十日，師欲把自己一塊用過七年多的精工手錶賣掉，給廣濟寺和中國佛學院學僧買書。
同年，師將新加坡居士供養的一枚金戒指，送到銀行估價，後賣得二百元，加上全部積蓄五千元一併供養給天壇大佛基金。


　　二月八日，師接受十八人皈依。師規定：凡皈依者，最多交一元錢。一部分購買香燭供品，餘者供僧，這樣錢雖少但三寶都得到供養。
四月十四日，師讓弟子圓持、圓慈等四人到王府井書店，購買《五燈會元》一百部，二十部贈給廣濟寺僧眾，餘送給佛學院學僧。四月十六日下午，師到法源寺處理工作人員在寺內結婚的問題。 ，　　同年，師為深圳興建的「弘法寺」命名並全力支持弘法寺的建設。
五月十八日（陰曆三月二十九）師傳宗法給弟子圓持。
五月廿四日，「中國佛學院學生會」舉行成立大會，師出席並講話。
五月廿五日，師參加在政協禮堂為趙樸初會長獲得日本庭野和平獎舉辦的慶祝活動，並且發表了講話。
五月廿六日星期日，師令弟子去買水果，看望因病住院的十世班禪大師。師說，以前我住人民醫院，班禪大師也來看望過我。
是年夏秋，師於中國佛教協會接見了日本道教徒和法隆寺友人。
六月二日上午，王福申居士給師七十五元錢要買三十本《金剛經集注》給別人結緣，師令弟子去辦理。因平裝本已買不到，師即自己添錢以四點二元的價格買了三十本精裝本給人結緣，以滿居士所願。

六月二日下午，師接待了日​​本朝五台山的代表團。
師因腳患丹毒住院，六月廿七日出院。
六月三十日上午，師出資令弟子圓持買汗衫，先買了五件，給弟子圓持、圓德各一件，師留用一件。下午，師又讓圓持買了十件給廣濟寺學習班的幾個學僧和弟子。買回後，計算了一下自己的餘款，決定給廣濟寺每個小和尚都買一件並令人去買。師對弟子圓持說：「我的錢不多，要是多，給佛學院學僧每人買一件。」　　一九八五年約在夏秋，北京通教寺恢復，師主持了開光法會。
九月七日下午，中國佛學院舉行茶話會，熱烈慶祝新中國第一教師節。全體師生近百人出席了茶話會。師與觀空法師相繼講話。
九月二十日上午，師會見了到廣濟寺禮佛的孫中山之孫女——孫穗芳女士其一行。
九月廿七日，日本大西良慶長老之夫人和兒子應中國佛教協會邀請來訪，下午在佛學院客廳，師與趙樸初會長接見大西夫人一行。
十月上旬，師接見日本「第七次南和歌山佛教親善訪華團」。
十二月八日圓持、圓慈等弟子到廣濟寺拜望師父，圓慈問師：「如何才能把群眾關係搞好？」師說：「一、好的事、名利恭敬的事要讓給別人；二、要堅持原則、又要善巧方便；三、態度要適合。」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下午三點半，在廣濟寺舉行日本聖德太子派遣隨使一三八零年紀念法會，師主持了法會，日方贈送了聖德太子像。
一九八六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師與黎遇航等宗教界委員提案，提出對宗教界興辦的生產、服務和公益事業免稅和減稅議案。六月財政部以財稅字第19O號文件給予了正式答覆。
六月廿五日上午，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國際理事會在京召開，各國佛教徒代表，於廣濟寺舉行祈禱法會，師主持了法會。
七月十二日，師參加了中國佛學院本科生畢業典禮。
七月十三日，師對弟子圓持說：「本準備留你於佛協工作，但山東省宗教局非要你回去。辦公室叢銘主任已給你們省聯繫過了，已徵求過我的意見了，你還是先回去。中國佛協第五屆佛代會準備召開，我決定提名你作理事，有甚麽事等開了佛代會後再說。」

　　七月十四日，師令剛畢業於中國佛學院的三個弟子晚上吃餃子。飯後師向三個弟子開示主要有四點：（一）工作要肯吃苦，把好事讓給別人；（二）對人要和氣；（三）要注重道德；（四）要消除名利、恭敬、虛榮心。師講完開示後，將僅有的一百五十元錢分送給三個弟子。
七月十四日，師命弟子圓持先抄寫《三國佛教史》並於廿五日抄完。又令抄寫《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其內容是傳授三皈五戒、沙彌戒、比丘戒的儀規，於八月三十一日晨抄完。當日下午，師命其他弟子抄寫了傳授菩薩戒的儀規給圓持，供其日後使用。
八月六日至十二日，師參加全國漢語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談會。
九月一日，師因日本有關大型代表團來訪，到天台山國清寺主持了法會。
九月九日師於天台山國清寺主持了日本天台宗安奉的「法華經御題經幢」揭幕儀式。
十一月廿一日，師前往杭州淨慈寺主持大梵鍾啟鳴法會。

十二月，師的禪宗力作——《禪宗大意》由中國佛協出版發行，全書十萬字。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一日，師給弟子圓持回信，鞭策其要克服一切困難發心住持和護持佛法，並引經曰：「七寶滿贍部，布施佛及僧；彼所獲福聚，不如護佛法。」　　元月十二日，師回到重慶，尋訪闊別多年的慈雲寺、縉雲山、寶頂、梁乎雙桂堂等佛教勝地。與在渝的惟賢、竺霞、聖芳、同傑等漢藏教理院的同學相會。眾人重遊漢藏教理院，師還主持了羅漢寺的法會。
因召開中國佛協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師從重慶提前返京。
二月七日范瑞華佛教畫展於民族文化宮展出，師應邀於十一日在弟子的陪同下參觀了畫展。
二月廿三日到三月一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師再次當選副會長，並作《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工作情況報告》（書面）。師與會期間特別安排與昔漢藏教理院師友合影。在此會議期間，師還組織起了以淨嚴法師為首的「十師」，為因「文革」還俗又再出家的部分與會人員傳授了大戒。此時，法師沉?難愈，趙會長為讓他安心養病，親筆寫一通知，貼在丈室門外。但師仍一如既往地堅持工作。後與惟賢法師講：「人生無常，從我的病情看，恐怕不久要走了。」師身為全國政協常委，常以主人翁的態度，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實方面存在的問題，懇切陳辭，做了大量的工作。給清定法師落實政策的問題獲得解決，即是一例。

同年春，師參加了政協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四月九日，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政協委員合影留念，師坐於前排。會議期問師與隆蓮法師分別以192號、888號提案，「請落實四川省大足縣寶頂山聖壽寺產權政策」，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於九月八日以「川辦【 1987】89號文件」給予了正式答覆。於該次會議，師還與明陽法師等人以第434號提案耍求迅速歸還圓明講堂後全部房屋，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於十月十九日給予了正式答覆。

師每次開完重要會議，都在廣濟寺、廣化寺做詳盡的傳達。師身體病弱難行，每次進出廣濟寺都需弟子背負出入，即使這樣師亦從不缺席。
其次，師到佛學院，為學僧作「見性成佛」的講演，已經不便站立板書了，當時是傳印法師代為寫的板書。
同年春，師應香港《內明》雜誌之邀，為《太虛大師誕生四十週年紀念特刊》撰寫了「重溫去私戒懶，為公服勞」專稿。
四月中旬，師收到香港何澤霖居士稿酬二百三十元，十五日師令弟子圓德回信給何居士表示感謝。同時，令圓德致信上海方興：「吾師病了，住醫院中，『重溫去私戒懶，為公服勞』稿酬已寄來。吾師說此文你勞力多，寄一百元供養，請笑納。」　　四月廿三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廣濟寺成立，師與趙樸初、梁漱溟、李榮熙等佛協領導和有關人士，以及各部門負責人、該所研究人員、編輯出版人員出席了成立大會。
五月廿二日，師於廣濟寺會見日本友人山浦啟榮。

六月三日，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三十週年慶祝活動，師親臨祝賀並合影留念。
六月七日，師之弟子圓持辭去山東工作回到廣濟寺。次日星期一，周紹良副會長知道圓持回京後，即與師商議將他留在佛協教務部工作，師同意後，週副會長向趙樸初會長報告，並很快允准。事後，師對弟子圓持講：「你要先把教務部工作做好，然後再把中國佛教協會的事辦好。」

　　六月十四日下午，師因身體不適，住進人民醫院。
七月十六日晚，師應中央統戰部閻明復部長之邀，到警衛局禮堂觀看了承德話劇團演出的《班禪東行》。
七月十七日上午，師因糖尿病復發，住進人民醫院。

七月三十一日，師於廣濟寺大雄寶殿前與全體僧眾合影。自一九八二年起，師創辦了廣濟寺青年僧伽學習班，自費為學僧買教材、請老師、訂閱報刊雜誌。該學習班的學僧，自一九八四至一九九零年約有十名考上了中國佛學院。
八月五日上午，師乘機到廬山避暑，送行的有周紹良副會長、李呈均副主任和弟子圓持。師在東林寺與果一法師相見並合影留念。
八月十五日，師由江西回京。

八月廿八日星期五，師因病住進了人民醫院。師這次病得特別厲害，因為感冒連續發燒，使肺部受到影響。
同年春至九月，師於廣濟寺大殿為信眾講說《金剛經》，但因病魔纏身未能講完。
九月一日，趙樸初會長給師寫信，除表示關切問候外，勸他安心住院治療。
九月八日，師出資人民幣百元於廣濟寺供齋。

十月下旬，師抱病應邀列席了十三大會議，又參加了中央統戰部舉辦的幾次學習討論，於廿八日因病又住進了人民醫院十三號病房。
十一月初，師令弟子於中國佛教協會圖書館借閱了《菩薩戒本疏〉、《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等經三本。
十一月十八日，師自己停止了治療，堅持回到廣濟寺，靜等人生最後時刻到來。侍者打電話給弟子圓持言「師非要出院，趙會長已到醫院探望並勸說師住院治療。」要弟子圓持接師父出院，弟子圓持即向佛協要車到人民醫院接師父出院。

圓持一進病房，師即對圓持講：「趙會長來過了，勸我繼續住院，我沒有讓他開口並對他說我生平有三件大事堅決不動搖：第一，重慶解放前，國民黨勸我們，由他們出兩架飛機，把漢藏教理院的人及財物運往雲南或台灣，有一派同意這個作法，但我堅決不同意，一定要留下來住持內地的佛法，他們也就沒有成功。第二，就是在文革時，包括軍代表在內的一些人勸我結婚，被我一一回絕了。其中有個女皈依弟子小我十幾歲是個護士，一切條件都好，只要我答應與她結婚就行，我也沒答應。第三，今天我要出院。我是個僧人，死要死在廟裡」師以此表明自己出院的決心，同時也是對自己一生的交代。然後向趙會長念了他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為了「給佛教作種子」而寫的誓願偈：「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弘誓願行。弘揚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薩度眾生。 」　　師出院沒有乘轎車，而是坐著輪椅回到廣濟寺的。到後院門口由弟子圓持將師背回方丈室，路上圓持向師匯報有一僧人詐騙，公安部門欲對他採取行動之事，師說：「和尚不爭氣自取滅亡。」圓持將師背進方丈室，師坐下後深沉地對圓持說：「我們佛教雖然不忌諱『13』，但我畢竟不能圓寂在病房裡。」

　　師穿的人造毛褲子的紮腰帶在前面，太短，後面扎不緊，褲子容易下滑，當晚約十點鐘，師本已息燈休息，忽開燈讓弟子圓持進去，令圓持從衣櫃中找出繃帶兩根，剪得較長，從腰後縫上。師一直看著圓持縫，縫好後，拿給師父。師向圓持非常慈祥地笑了笑。圓持當時的筆記記錄：「雖然我這次回北京每到醫院給師父送飯或看師父，幾乎每次師父都要向我微笑，但從沒有微笑得這樣使人感動。我交給師父後說：『這繃帶可不結實，以後再給您找一個好的帶子縫上。』師父說：『你縫得很結實，明天就可以穿了。』師父又接著說：『你的被子怎麽還不拿走去蓋，我蓋不著了。』我說：『現在有暖氣，屋裡不冷，我要蓋就來拿。』師父沒說甚麽。又問：『你有沒有衣袍？我說有。 』又問：『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衣袍在哪？』我說知道。師父講：『你要的話今天晚上就可以拿走。』我說：『我還有穿的，以後再拿吧。』師父又講：『你現在不拿，過兩天再拿吧。』第二天我準備上早殿，看到師父起來了，我說：師父起得這麽早，怎麽自己把衣服穿好了？師父只是微微點了幾下頭。師父穿上這褲（人造毛褲）後，直到圓寂也沒再脫下來。以前都是我與侍者給師父每天穿衣、脫衣的。當晚，師父給我講的話直到他圓寂後才明白。」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師於北京廣濟寺方丈室坐於沙發上安祥示寂，世壽七十五歲，戒臘五十七齡。這天正值「藥師佛聖誕」，到寺內參加法會的人很多，師圓寂時法會剛結束，眾居士們轉為師祝念迴向。師法體停放丈室八小時，晚上十九時三十分送人民醫院太平問存放，當時師頭頂尚溫熱如生。

十一月廿八日下午，圓持等四眾弟子在人民醫院太平間門口進行了簡短的儀式後，即將師之靈軀請往八寶山火化。下午三點在第二告別室接受北京四眾最後瞻仰。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八點，明哲、圓持、師之侍者、師在家侄子張少超同車前往八寶山請回師之靈骨，由明哲法師揀出舍利和舍利花數百枚。

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時在廣濟寺大雄寶殿舉行了正果法師示寂迴向法會，在圓通殿舉行了正果法師追悼會，追悼會由周紹良副會長主持，趙樸初會長致悼詞，對正果法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其中說：「正果法師一生矢志尋求佛法真理，獻身佛教事業，終身以戒為師，以法為依，孜孜不倦地從事弘法利生、佛學研究和佛教教育事業，在佛教界造就了大批弘法人才，為中國佛教的振衰起敝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正果法師是一位道高德重、戒行精嚴、學識淵博、誨人不倦、愛國愛​​教的高僧。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善始善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待人接物謙虛謹慎，平易近人，關懷後進，愛護人才。他處世為人不謀私利，身無長物，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的高尚精神與崇高品德，是我們佛教界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好好繼承並使之發揚光大。」黨和國家領導人習仲勳、楊靜仁、周培源等參加了追悼會。鄧穎超、康克清、包爾漢、沈從文等領導人送了輓聯。其中，鄧穎超的輓聯說：「廣為信眾樹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之楷模，論其生平以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為職志。」當晚，電視新聞做了報導。翌日，《人民日報》等重要報刊也發布了消息。
一九八八年春，師所著《禪宗大意》被收錄在何新先生主編的《開放叢書．禪宗歷史與文化》卷中。在該書的說明中說：「《禪宗大意》一文，是正果法師的遺著（法師生前手贈何新）。正果法師是現代佛教眾望所歸，奉享清譽的高僧。法師的這部力作，從佛學角度深刻地論述了禪宗的歷史起源、理論及時間。」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佛教協會於廣濟寺為師隆重舉行了圓寂一周年紀念法會，會後由弟子圓持恭奉師之靈骨乘機送往重慶縉雲山建塔供養。

一九九零年師圓寂三週年，於北京廣濟寺舉行了紀念法會。十一月廿一日，師之靈塔落成，弟子圓持等前往重慶舉行了落成典禮活動。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師圓寂十週年，中國佛教協會編印了《正果法師紀念集》並舉行隆董的紀念法會和座談會。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中國佛教協會致函四川省佛教協會，提出正果法師紀念館的落成以四川省佛教協會的名義主辦。同時表示：「中國佛教協會和廣濟寺出資人民幣十五萬元，其中五萬元作為紀念館的落成典禮費用，另外十萬元作為今後紀念館的經費和修建正果法師舍利塔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