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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菩提路：中國名寺高僧 周兵、李歡
白馬寺
當時間帶著戰爭的硝煙，以及無數帝王將相、名流高士漸漸遠去以後，在中國洛陽，在古老的邙山腳下，一個來自朝聖者的頑強足音，卻已經在洛河北岸綿延流淌了將近兩千年。
話要說回公元64年，東漢永平七年臘月初七。
這一天，一場“大儺”正在東漢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劉莊的南宮中舉行。驅除疫鬼，消災祈福，這種流傳了上千年的儀式，此時已經成為這個剛剛從十多年的戰亂中安定下來的王朝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祭祀活動之一。
然而，洛河的流水雖然再一次帶走了象征疫鬼的火把，卻帶不走漢明帝劉莊心中那份長久以來的不安。作為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第四個兒子，自當上太子的那一刻起，這種微妙的不安就始終伴隨著劉莊。
公元25年，漢光武帝劉秀正是憑借著一塊刻有“劉秀當為天子”的神秘石碑，聚攏人心，建立東漢。公元57年，劉莊即位，他內心深處或許也無數次期盼著自己的天子名位能像他所崇拜的父親那樣得到某種上天神諭的確認。
公元65年元宵前夕，劉莊夜寐南宮。恍惚中，他夢見一個高大的金人，從西方飄然而至，在殿庭裏飛繞著。夢中的情境如此神奇，縈繞在劉莊腦海中。這個夢成了第二天劉莊和幾個近臣之間的核心話題。
有的大臣告訴他，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與夢中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樣。劉莊被深深地吸引了。皇皇大漢，怎能缺少如此神通的大神?又怎能不聆聽大神的教誨?
很快，劉莊就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拜求佛法。這一年是永平八年。
然而，由於兩漢之交中原王朝國力的衰弱，原本已被西漢武帝遠逐大漠以北的匈奴，此時又重新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區域。
公元65年，當漢使西出玉門關，小心翼翼地躲開匈奴的騎兵，踏上茫茫取經求法之路的時候，遙遠的西方，佛陀滅度已五百多年。
隨著阿育王孔雀王朝的覆滅，整個印度半島在分裂戰爭和外族入侵中度過了兩個多世紀。在複興的婆羅門教的擠壓下，大量佛教僧侶被迫離開了故土，把佛法帶到印度南邊的海島以及印度北邊的大月氏、龜茲、於闐等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兩支同樣懷著前途未卜心境的隊伍，在今天阿富汗一帶的大月氏不期而遇了。一邊是一路西行、風塵仆仆的求法使者，一邊是一路北上、遊化宣教的高僧。這似乎不經意間的相逢，竟直接促成了世界兩個偉大文明間的一次巔峰對話。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曆史中，這次對話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影響之深廣，超出想象。
這次曆史性的相逢，很難找到詳細記載。也許正因如此，才給後人留下無限遐想的空間。
洛陽，這座九朝古都自東周時起就被稱為“天下之中”。“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這是《漢書》作者班固在永平初年對洛陽城發出的由衷贊歎。
公元67年，西行求法的漢使回到洛陽。他們不僅帶回了佛經和佛陀的畫像，隨同到來的還有兩位印度的高僧：攝摩騰、竺法蘭。
或許從走進洛陽城門的那一刻起，兩位高僧就打消了內心的顧慮，認定這裏就是他們漂泊半生的歸宿之地。根據有關史料的記載，攝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得到了漢明帝極高的禮遇，被安排在負責招待國賓的鴻臚寺居住。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陽的人們發現，西雍門外三裏處正在大興土木。原來，當漢明帝劉莊得知兩位高僧並不只是想在中土做短暫停留，而是要常住洛陽傳教弘法時，他決定在洛陽城西為高僧修建一處清修之所。從此，在中土大地，洛河之濱，中國的第一座佛寺誕生了--白馬寺。
“寺”字本來並不表示傳播佛法的寺院，漢代時，三公住“府”九卿住“寺”。九卿即包括專為接待外賓的官--鴻臚，鴻臚所在地方也叫鴻臚寺。攝摩騰、竺法蘭兩個被安排住在鴻臚寺，專門給他們蓋了一個廟，也就沿用了“寺”的叫法。
“白馬”之名的由來，最常見的是“白馬馱經”說。據說在漢使迎得二位高僧返回中土時，佛經、佛像是由一匹白色駿馬馱回的。劉莊不忘白馬的馱經之功，故名之曰“白馬寺”。其實，“白馬”之名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概念。
“白馬”是佛教話語中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符號。傳說悉達多王子在逾城出家時，所乘坐騎就是一匹白馬;一千餘年後，當大唐高僧玄奘西去取經時，傳說中騎的也是一匹白馬。
另一方面，“白馬”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符號。公元前2世紀，劉邦殺白馬盟誓;公元2、3世紀之交，建安才子曹植曾經寫下了“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的詩句;甚至即使到了之後的公元12世紀，當南逃的北宋康王趙構行將落入緊緊追趕的女真騎兵之手時，據說又是一匹白馬把他渡過了錢塘江……
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在“白馬”這一特定的符號上，找到了最初的交融點。這是不是也暗示了佛教文化和中國文化最初的融合?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確切考證攝摩騰和竺法蘭生卒的具體年代，他們到達洛陽後所譯的佛經也大多失傳了。然而，一部由四十二個短小段落所組成的《四十二章經》卻一直流傳了下來。據史料記載，《四十二章經》譯成後收藏於兼有皇家圖書館和皇家檔案館功能的蘭台石室的第十四間，這個細節說明了漢明帝劉莊對《四十二章經》十分珍視，同時也反映出佛教初傳中土時主要是作為一種皇家秘學被接納的。事實上，東漢時期雖然已經有修習佛學的中土貴族，但出家則是被當時的王法所嚴格禁止的。
在攝摩騰和竺法蘭之後，又有多位西方高僧來到白馬寺譯經。其中來自安息國的安世高和來自月氏國的支婁迦讖是最為著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在公元68年以後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裏，有一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十五卷佛經在白馬寺譯出。
白馬寺東南兩百米處有一座磚質佛塔--齊雲塔，高三十五米，分十三層。今天人們看到的齊雲塔是元代建築，而東漢的齊雲塔，據說有五百尺高。
齊雲佛塔的修建，又有一段神奇故事。一天，劉莊駕臨白馬寺，會見攝摩騰和竺法蘭。攝摩騰向劉莊問道：“在我們白馬寺的東南方向，是一所什么建築?”劉莊解釋說：“很久以前，那裏突然凸起一個大土包，有一丈多高，鏟平了，不久又鼓起來，上面還有時泛出光芒，百姓很神奇，稱之為‘聖塚’。從周代以來就時時向它祭祀祈福。”攝摩騰一聽說道：“佛陀涅槃百年之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座舍利塔，想要把佛的舍利安放於天下各地，而中土有十九處。這種稱作‘塚’的地方就是這十九處中的一處。”劉莊完全聽呆了，馬上與二僧一起前往，在他們到達“聖塚”的一瞬間，大土堆的頂上出現了個圓形光環，劉莊與二僧的身影儼然其中。劉莊驚呆了，下令在此處建立高塔一座，岌若嶽峙，故名齊雲塔。
由於佛陀顯聖，劉莊對佛像的興趣大為提高，他命人在清涼台和洛陽城的開陽門上，都畫上了精美的佛像。又過了一百多年，最遲在東漢末，佛陀的塑像也出現了。從此，大量修塑佛像和信眾對佛像的頂禮膜拜，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和景觀，於是中國佛教也有了所謂“像教”的稱謂。
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來到白馬寺，他叫曇柯迦羅。
此時，中土的國號已經由東漢改成魏，而佛教，也從深宮走進了市井民間。在洛陽的街市上，曇柯迦羅親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對佛教的熱誠。但同時，他也發現百姓們竟當街用犧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禮佛應有的儀軌。精通戒律的曇柯迦羅被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此後，在白馬寺，曇柯迦羅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時期，安息國僧人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了規范僧團組織生活的《曇無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團組織章程都已齊備，一條中土有緣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鋪就了。
公元260年，一場受戒儀式在白馬寺舉行。這是一個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事件。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壇，長跪於佛祖面前，儒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老傳統被打破。白馬寺誕生了中國漢地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朱士行，受戒前就已在洛陽講授般若學。由於深感前人的譯本義理不全，就在受戒這一年，他發願遠涉流沙，西行求法。公元282年，朱士行終於在於闐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帶回中原，譯成漢文《放光般若經》。而朱士行自己則在八十二歲時圓寂他鄉，終生未能重回洛陽。
朱士行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他的經曆象征著佛教從宮廷信仰延伸到了民間。
佛家有“三寶”：佛陀是佛寶，佛所說的法是法寶，佛的出家弟子的團體是僧寶。佛經的大量翻譯、佛陀造像的大量出現以及中土出家人團體的誕生，白馬寺都見證了這“佛、法、僧”三寶在中土紮下的最初根基，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
大約在建寺後的一百二十年，劫難第一次降臨到白馬寺。
公元190年，時值東漢末年，以袁紹為首的勢力從北、東、南三面邊直壓洛陽。盤踞洛陽的董卓力不能拒，脅迫漢獻帝劉協遷都長安，為了斷絕人們還回故園的念想，董卓下令把洛陽城周圍二百裏以內的宮室房室全部燒毀。白馬寺連同洛陽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在經月不熄的大火中，不複存在。
這只是開了個頭，從公元2世紀末開始，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分裂、動蕩的時期。中原王朝衰微，這片以平原為主而缺乏天然屏障的自古繁華之地，注定要成為四戰之地而飽受戰火創痍。身處其中的白馬寺並沒有因為是佛門靜地獨善其身，而是成為這段曆史的縮影和見證。
公元310年，一位精神矍鑠的西域僧人來到洛陽。他決定到洛陽來建寺傳法，可此時的洛陽在前漢大軍的圍攻下岌岌可危。於是他只能藏身於草野之中以觀時變。這個僧人就是佛圖澄。傳說他當時已近八十歲高齡。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的壁畫中，有一位袒露上身、盤腿坐在竹林河畔的高僧，正兩手拉出腸子放入水裏清洗，這就是佛圖澄。據傳說，佛圖澄左乳旁邊有一個小洞，直通腹內，平日他常用棉花堵塞小洞;把棉花拔掉，洞中發出的光亮使滿屋子燈火通明，他就借此光誦讀經書;每逢到齋日，他就到河邊，把腸子從洞口掏出來，放到河水中清洗，然後再裝進腹中。
後來佛圖澄見到石勒，據說開頭時也是露了一手神通而博得石勒的信服的。石勒建立後趙政權後，對佛圖澄十分尊信，軍政大事必咨而後行。佛圖澄常用佛教教義勸導石氏施行“德化”，“勿暴虐”、“不害無辜”，並大力向民間傳播佛教。
佛圖澄年輕時精通醫術，練過瑜伽，出家後持戒謹嚴，據傳他活了一百一十多歲。
河北臨漳居於太行山東麓，曆史上曾先後成為曹魏、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的都城。公元335年，已過百歲的佛圖澄在這裏遇到了前來參學的僧人道安。兩人的年紀差出近八十歲，可是佛圖澄卻堅信自己眼前這個其貌不揚的年輕僧人，日後必成大德。
因為長得黑，初入佛門的道安受到歧視，只有佛圖澄只眼獨具。道安認為持戒只注重形式是片面的，為了眾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開緣”的。這個見解讓當時的中國佛教界非常吃驚。後來菩薩戒傳到了中土，證明道安的見解正是秉承了大乘佛教的宗旨要義。他對般若學有精湛的研究，而當後來真正完備的般若經傳至中土時，人們不得不贊歎道安對佛法的洞見。
公元350年至公元365年間，在古代中國相當於今天河北、山西、河南、湖北的廣大區域內，出現了一支規模並不算小的僧人隊伍，在不停地遷徙以躲避戰亂。他們衣衫襤褸，經常食不果腹，卻紀律嚴整，每日修學不廢，他們常常不得不躲入深山，卻又不忘時時來到城邑村落傳教布道。帶領著這支僧人隊伍輾轉遷徙的，正是道安。十六年中，道安的隊伍不但越走規模越大，還培養出了不少傑出的佛教人才。
時間推移到了公元6世紀的中葉(公元547年)。一本叫做《洛陽伽藍記》的著作把我們的視線再一次拉回到洛陽，拉回到白馬寺。書中記錄：東漢時在白馬寺譯出的佛經當時還在寺中保留著，這些經函不時放射出亮光，照得堂宇透亮，僧人和信眾時常膜拜。而白馬寺前種植的石榴和葡萄全然與眾不同，石榴一個重達七斤，葡萄有棗那么大，洛陽城中還流傳著“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的民諺。可見白馬寺的神奇傳說，還在街頭巷尾流傳。
少有名寺卻多有高僧，這是十六國和北朝時期中國北方佛教發展的特征。少有名寺是因為戰亂，而多有高僧一則是因為佛法東來的大勢並沒有中斷，二則更是因為新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尊崇佛教。佛教代表著一種更為先進的文化，對於加強這些政權對民眾的統治也有大的益處。
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國古代曆史又出現了第二個盛世隋唐，中國經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大分裂後終於又走向統一，佛教所起到的整合作用不能低估的。
大概是由於感受到政治和心理的雙重壓力，當了女皇後的武則天並不喜歡待在長安，而是長年居住在東都洛陽。武周時期政治的一種重要特點是佛教和政治緊密結合，所以當時的洛陽呈現出空前的宗教熱潮。
公元685年，武則天下詔大修白馬寺，這是曆史上對白馬寺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建。據史書記載，這次擴建的提議者是深受武則天寵幸的薛懷義。白馬寺修好後，薛懷義經常住在寺中，他還挑選洛陽市民中膂力過人者剃度為僧。薛懷義主持下的白馬寺，嚴格意義上說已不只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寺院，而成為一種政治勢力的代表。
唐代的洛陽城南望龍門，北依邙山，西至澗河，洛河橫貫其間。現存的洛陽老城是明代洛陽城的一小部分，而明代洛陽城，又只是唐代洛陽城的一小部分。這種比例關系同樣適用於白馬寺，今天我們看到的白馬寺，也只是唐代白馬寺的一小部分。據說唐代的白馬寺規模異常宏大，其山門幾乎直抵洛河北岸，僧眾三千多。佛寺在每天日落時要關山門，那時由於寺院太大，僧舍距山門過於遙遠，因此在曆史上留下了“跑馬關山門”的說法。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經過武則天的大事營建和薛懷義的大力經營，此時的白馬寺不啻已成為一座具有一定軍事抵禦能力的城池，據說回紇兵是在拽倒了山門後才攻入寺中大肆劫掠的。史書記錄了當時的情境：“死傷者以萬計，累旬火焰不熄。”唐代白馬寺經過這場劫難流傳至今的，只有清涼台西的這幾個石柱礎了。
五代以降，曆宋元而至明初，又有多位帝王下詔重修白馬寺，但由於洛陽地區已不再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都無法恢複白馬寺鼎盛時的規模與氣象。
公元1555年，又發生了一次對白馬寺重要的修整。這次修整實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不過是個叫黃錦的司禮監太監光耀鄉梓的個人行為。可這次修整奠定了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白馬寺的基本規模和格局。
進入山門緣中軸線北行，依次呈現面前的是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盧閣。佛門清靜，造像莊嚴，當人們對佛像進行頂禮膜拜時，是否聽懂了佛陀透過這一組組佛像，向世人講述的佛教思想呢?
白馬馱經，佛法東來;祖庭滄桑，釋源千載。白馬寺見證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和嬗變的曆程。佛教為中華文明帶來了新的思想資源，並在中國曆史近兩千年的演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華文明也以自己深厚而博大的文化滋養了佛教，不但使之大昌於東方震旦之國，而且把佛陀的思想和智慧傳遍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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