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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菩提路：中國名寺高僧 周兵、李歡
玄奘
倘若“超越”存在於時間中，它大概意味著永恒;存在於空間中，意味著自由;存在於文化和宗教中，便意味著包容。倘若一個人能使“超越”同時存在於這三個范圍內，那么中國唐朝僧人玄奘則當之無愧。
玄奘生於公元600年;
公元627年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取經;
公元645年攜帶六百五十七部經書回到長安;
公元664年2月5日圓寂。
玄奘在生命最後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一直努力翻譯著從印度帶回的佛教經典，而西行時所染的冷病一直折磨著他。玄奘一生共譯經論七十五部，總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他圓寂後，大唐皇帝唐高宗失聲痛哭：“朕失國寶。”出葬那天，趕來為玄奘送行的人數達到一百多萬。
西安，當時是唐朝國都，時名長安。如今西安的曆史痕跡已模糊不堪，曆史似乎更多存留在了書本上。那應是個繁華如夢的時代，美國漢學家愛德華·謝弗在他研究唐朝外來文明的著作《撒馬爾罕的金桃》中寫道：“中世紀時，唐朝在整個亞洲地區聲明顯赫，而在遠東地區，唐朝的聲威至今還深深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
唐朝開創初期，驍勇善戰的唐太宗用十幾年的時間迅速地征服了東突厥、西突厥和西域等地區，疆土的擴展，邊疆軍鎮的設立，使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入這片樂土。長安，當之無愧地成為了那個世界的大都會，各地的商人、傳教者和冒險家紛擁而至，各國進貢的使臣更是絡繹不絕。令人吃驚的開放程度使宮廷裏可以看到突厥人、日本人、印度人，還有作為畫匠、樂師的胡人，多種文化美好地彙集此地，彼此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也是印度文化大量侵入的時期，伴隨著印度天文學、數學、醫學以及語言學等學科的湧入，佛教哲學在這時已經滲透到了唐朝的上流社會生活中。
這就是玄奘生活的時代，充滿了開放和包容精神。這位高僧一生熠熠生輝的事業，無疑滲透了那個時代驚人的力量。
公元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回到長安，標志著他朝聖之旅的結束，針對這次史詩般的西行，除了佛教徒們的崇敬，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好奇與豔羨。當時追求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不僅在宮廷，也在一般城市居民階層中廣泛流傳，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正悄然開啟。玄奘的歸來在熱鬧的長安城引起了巨大轟動，人們迫切地想知道一個花了十七年時間，行程五萬裏，從遙遠的印度歸來的和尚帶來了什么?
玄奘回到長安那天，朱雀大街如同歡慶盛大節日一般的沸騰，幾百座寺院的僧尼們將幡帳、幢蓋、寶案、寶輿排列在一百五十五米寬的街道兩旁，穿戴整齊站在路邊以示虔誠，長安城的百姓、官員、外來旅行者傾城而出，湧到從朱雀門到弘福寺幾十裏的道路兩側瞻仰這位高僧的風采，官府派人在車仗前飛馬傳令。二十匹馬拉著玄奘帶回的六百五十七部經書、佛陀舍利和七尊佛像。
玄奘載譽而歸，他是公元3世紀以來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人中幸運的一個，大多數夢想著取回真經的僧人死在了艱辛的路途。此刻帶著印度聖地光芒的玄奘在僧侶們眼中成了佛陀的化身，而他勇敢地戰勝茫茫荒野、風暴雨雪、“妖魔鬼怪”，最終完成漫長旅行的壯舉，則在普通人心中增添了無盡的神秘色彩。
玄奘西行幾個世紀之後，根據他的旅程虛構的小說《西遊記》誕生了，唐三藏的名字也以這種奇特的方式被更廣泛地傳播，並流傳至今。在很多人心中，那個唐朝的大和尚玄奘，就是小說中帶著三個奇形怪狀徒弟、曆經九九八十一難、最終完成西天取經任務的唐僧。
曆史中真實的玄奘孤單而執著。當玄奘放棄隱居修行，選擇生死未卜的西行之路，後又放棄印度已得到的顯赫地位、崇高榮譽，選擇回國譯經、弘法，他的生命就注定走上了與平常人、平常的僧人，甚至他自己原本的願望都完全不同的道路。
出發時曾經面臨的困境和西行途中的經曆使玄奘學到了“不依國主，佛法難興”的道理。這就是為什么他剛到長安就馬不停蹄地趕往洛陽的原因，他希望能盡快開始譯經。要把六百五十七部經書翻譯出來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他需要政府的支持，實際上就是唐太宗的支持。
唐太宗此時正全力以赴地准備東征高麗。公元620年，身為秦王的他率軍攻打洛陽王世充時，少林寺的僧人們曾為他立下汗馬功勞。而他本人並不看重佛教，認為佛教思想無益於天下，但唐太宗也深知，佛教已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從鞏固政權的時期開始，他就采取了讓在中國本土誕生的道教與外來的佛教並容，並以儒家思想為本的政策。另外，作為一名政治家，為了更好地統治漢人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唐太宗掩蓋了鮮卑族的出身，稱道教創始人李耳是李家王朝的祖先，這就使唐太宗順理成章地將道教的地位擺在了佛教的前面。
在福建泉州開元寺，一座南宋年間修建的石塔內有座有趣的雕塑，向我們呈現了自印度回國後的玄奘拜謁梁武帝的場面。梁武帝手中所持的《般若心經》，無疑是玄奘獻給他的，梁武帝是南朝時一個小國--梁朝的開國皇帝，生活在公元6世紀前半葉，把這兩個相隔百年的人同塑在一面牆壁上，並使他們相向而立，企圖給世人造成他們屬於同一時代的印象，這種做法確實令人費解。梁武帝生前熱衷於佛教，曾經放棄帝王寶座為信仰而“舍身”，從而加劇了王朝的傾亡。鑒於開始時唐太宗對佛教漠不關心的態度，人們大概認為玄奘帶回的經典與其送給他，倒不如送給梁武帝更為合適。
這座雕塑講述的只是一個“天方夜譚”，卻生動地向我們暗示了玄奘將要面臨的境況。
西行時玄奘非凡的外交天賦，曾經幫助他贏得了西突厥葉戶可汗和印度戒日王的推崇，他們為他完成西行提供了決定性的幫助。玄奘令人折服的智慧在與唐太宗見面時再次顯現，本來短暫的禮節性召見卻持續了整整一天。
兩人間試探著你來我往。唐太宗先示以威，再布以恩，玄奘巧妙回答了他對出發時情況表示的疑問，又詳細講述了西行的經過，並把取經的順利完成歸功於太宗的聲名遠播，這樣的贊美讓太宗動了心。
玄奘傳記中詳細地記敘了這次戲劇性的會面，可以看到玄奘對當時的政治法律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敏感。玄奘的徒弟彥悰對他師傅的機警善辭有過這樣的稱贊：“法師才兼內外，臨機酬答，其辯洽如是，難哉!”
玄奘的言談舉止也讓太宗馬上意識到，面前站著的絕非一個普通的僧人，而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了不起的人。任人唯賢的太宗勸玄奘還俗做官，甚至還想帶玄奘隨軍出征，玄奘婉言謝絕，表示要“畢身行道，以報國恩”。
出於政治的考慮，太宗終於向玄奘退讓了，對譯經他同意予以支持，但是拒絕了玄奘要到少林寺譯經的請求，而將譯場設在長安的皇家寺院弘福寺。也許是因為少林寺聲名顯赫，並且在太宗奪取政權時發揮了特殊作用，一座具有革命精神和號召力的寺院，加上一名佛教界的精神領袖，不能不讓唐太宗心懷忌憚。
洛陽會面的另一個成果是《大唐西域記》。依照唐太宗的敕命，玄奘讓弟子辯機執筆，根據他西行旅途的筆記彙集整理完成了《大唐西域記》。這部當時唐太宗出於政治、軍事及外交上的考量，要求完成的參考書，內容遠不及玄奘的原始筆記來的豐富，至少，一些他出發時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後來被唐朝征服而沒有被選在其中。有幸保存流傳到了20世紀的《大唐西域記》，其中的內容和價值已足以令人震驚。書中對中亞和印度各地地理人文狀況的精確記載，讓人看到了玄奘的嚴謹作風，如同一張現實世界中的尋寶圖，為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驚喜。
一千三百年後，英國考古學者和印度學者一道，手持英譯本《大唐西域記》，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圖索驥，陸續發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阿旃陀寺等眾多佛教聖地和數不清的古跡。而在世界文化史、宗教史中，它同樣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無論怎么樣誇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為過，中世紀印度的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這是英國曆史學家史密斯對玄奘的評價。印度人談論玄奘，就像談論他們自己的民族英雄。玄奘的大名一再出現在印度古代史的課文中，在印度許多寺院的壁畫上玄奘已被描繪成一個半神的人物，他腳穿草鞋，手拿筷子，騰駕在彩雲之上。
《大唐西域記》和稍後慧立所著傳記中描述的佛國盛況，在唐朝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玄奘作為一個光輝的典范，激發了許多人對印度的濃厚興趣，在當時一度掀起了印度熱。在玄奘回來之後的四十年裏，到印度朝聖的中國僧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不少人半路遇難，未竟誓言，一些人酷愛印度，最後留在那裏，那些凱旋歸來的則受到英雄般的禮遇。這樣的狂熱持續了至少三百年。
《大唐西域記》雖然得到唐太宗的贊賞，卻沒能改變他對佛教根深蒂固的看法，這是一個難以被左右的人。為了使新譯佛經便於流通，公元646年7月13日，玄奘上表，請太宗為新譯經文作序。太宗拒絕，他知道，作為皇帝，這樣的序文意味著對佛教地位的承認。當然這一點正是玄奘希望的，他一再懇請，太宗雖然表面應允，卻遲遲不見下文。
敏銳的玄奘對太宗的心機一目了然，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變皇室對待佛教的態度上來。這是一個複雜而曲折的過程。
公元648年5月至9月，一個漫長的夏天。玄奘翻譯完一百卷的《瑜珈師地論》，他一直等待的時刻來到了。玉華宮清涼的空氣讓唐太宗的心情格外舒暢，胸有成竹的玄奘看起來風塵仆仆、謙遜有嘉。兩人相談甚歡，氣氛異常融洽。太宗問及譯經之事，有備而來的玄奘提到剛剛譯完的《瑜珈師地論》，並把精心挑選的內容講解給太宗聽。那是一段分析君王在治理國家中的過失與功德的經文，它與太宗的經驗如此的契合，太宗開始對佛教刮目相看了。待他把有關的章節閱讀完畢，忍不住發出這樣的感慨：“朕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瀅之池方溟渤耳。而世雲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太宗終於答應了玄奘的請求，為所譯經文作序，並在序文中稱佛教為“聖教”。一切開始變得順利起來，當時跟隨在太宗身邊的太子李治--後來的唐高宗，也隨即附序。兩篇序言一出，長安城的王公、貴族紛紛開始親近佛法，佛教仿佛一夜間盛行起來。
不久，太宗又在玄奘的提議下，在全國范圍內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名，佛教從此進入了中國曆史上的黃金時代。
這是一個怎樣的夏天，香爐邊白煙繚繞，誦經聲連綿不絕，滾燙的空氣裏香火彌漫。正當玄奘忙碌不堪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辯機，那個年輕才俊的和尚，《大唐西域記》的撰寫者，玄奘的得意弟子，因為與高陽公主的私情暴露，被太宗處以極刑--腰斬。人們從如此殘酷的處決方式中，看到太宗非同一般的憤怒。我們猜測，也許這憤怒當中隱藏著，太宗對玄奘拒絕還俗的耿耿於懷。
玄奘與唐太宗的關系，始終讓人琢磨不透。史料的記載告訴我們，太宗生命中最後的日子是在玄奘的陪伴下度過的。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這段時間裏，他幾乎與玄奘形影不離，他們常常促膝談心。死於戰爭的千萬個亡靈，殺兄篡位的 “玄武之變”都化做噩夢纏繞，令太宗恐懼懊悔。玄奘與太宗交談的內容我們無從了解，可以肯定的是玄奘用佛陀的教誨，減輕了太宗心中的痛苦，以至於太宗總是拉著玄奘的衣袖感歎道：“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翠微宮位於終南山的太合穀，始建於隋文帝時，是離京城最近的行宮。唐貞觀十年廢，貞觀二十一年重修，是唐太宗避暑養病的離宮，唐太宗的生命就在這裏結束。
玄奘要在這一天把《般若心經》翻譯出來。這部曾經使他從死亡沙漠奇跡般逃生的短小經文，最初是一位他救過的病僧作為回報口授給他的。全文共兩百六十個字，太宗的病情急轉之下，他希望這段神奇的經文能像幫助自己一樣，幫助太宗度過生命中最危險的時刻。然而兩天之後，太宗終於沒能抵擋病魔的侵蝕，他的生命結束了。這段複雜而奇特的友誼也結束了。
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繼位，稱為唐高宗。唐高宗生性缺乏主張，遠不如他的父親英明。高宗繼位，玄奘沒有停下腳步，為了保持佛教剛剛取得的地位，他繼續努力著。他了解高宗，這位溫和平庸的年輕皇帝，一定會延續父親對佛教的態度，而且他確信只要自己持續地努力，佛教的前景會更加光明。
在外人看來，玄奘與皇室的關系比以往愈發親密了。
公元656年正月，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來慈恩寺行香，玄奘請二公向高宗彙報，請派大臣參與譯經潤色工作，並請求高宗為寺院撰文建碑。高宗一一允諾。四月，高宗親自撰文書寫的石碑制成，玄奘率僧尼到芳林門遠迎。官府組織了龐大的送碑儀式，長安百萬餘人前來觀看。高宗登上安福樓看到這樣的場面，高興異常。碑立在寺中，觀者日數千人，玄奘再一次制造出了抬高佛教的轟動效應。
半年後，皇後武則天難產，祈求佛教佑護，提出所生孩子將皈依三寶，屆時請玄奘為孩子授戒。玄奘啟奏她必定平安，會順利生下一個男嬰。男嬰生下後，皇室沒有違背許下的承諾，由玄奘收為徒兒，玄奘為他起名佛光子。從此佛教在皇室中有了代理人，這就是後來的唐中宗。他雖然並未正式出家，但當上皇帝後，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可見玄奘的良苦用心。
在與皇室的交往中，玄奘除了不斷爭取對譯經的支持之外，還一直在試圖影響唐朝的宗教政策，但是這種影響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效果。雖然唐高宗在玄奘的一再陳奏之下，廢除了當時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的規定，但是調整佛道次序的問題始終擱淺下來。太宗沒有解決的事，高宗是不會輕易插手的。
當初玄奘向唐太宗提出要在少林寺譯經時沒有被允准，十二年後他向高宗提出了同樣的請求，再次被拒絕。在高宗看來，玄奘越是表現出志在出世、成就事業的宗教品格，愈是令人放心不下。此時的玄奘是位名振五印、譽滿華夏，一旦入山修禪，三學齊備而四眾歸信，必然成為事實上的法門領袖。而將其困於京城內宮、皇家寺院，以譯事相牽，以雜事相擾，以公卿與之交接，使其既無修定的餘暇，又無行動的自由，法門領袖自然就徒有其名。
歸隱少林成為玄奘終生沒有實現的願望。少林寺的翻譯堂，玄奘仰慕已久，公元508年北魏宣武帝時，北印度高僧菩提流支和中印度高僧勒拿摩提，曾經聯手在那裏翻譯出了《十地經論》，這樣的翻譯盛事一直是玄奘企圖效仿的榜樣。另外，當西行時染上的冷病越來越頻繁地侵蝕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的時候，玄奘想去少林寺的願望就更加強烈。那裏距離他的出生地僅十二公裏，在生命進入晚年時，除了譯經之外，他大概還希望進一步修習禪觀，並“以此送終”，這個遺憾一直伴隨他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在玄奘歸來後的十九年裏，幾乎一半以上的時間都不得不周旋於宮廷之間，陪伴在皇室左右，但對玄奘來說，譯經始終是壓在心上的頭等大事。十九年裏，玄奘只有兩個四年的時間用於專心譯經。一個是在太宗去世後的四年，一個是自己生命的最後四年。八年的時間畢竟太有限，《慈恩傳》中描述玄奘在慈恩寺四年的譯經生活時這樣寫道：他“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白天有事，務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複起”。
玄奘在長安的譯場有四處，它們先後是弘福寺譯場、慈恩寺譯場、西明寺譯場和玉華寺譯場，其中慈恩寺譯場最為有名，也是唯一留存下來的。公元648年，當時身為太子的李治，為了追念十二年前去世的母親長孫皇後，特意下令建寺。同年12月，寺院落成，太宗親臨現場，並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太子禮請玄奘任上座，同時將譯場遷至這裏。這座由皇室改建的寺院，占地將近27萬平方米，規模宏大，建築雄偉。今天的慈恩寺是原來建築的一個院落--西塔院，占地面積僅相當於當年整個寺院的九分之一。
玄奘在慈恩寺的譯經工作長達四年(公元649-653年)，他的譯經班子在今天看來令人羨慕，從全國精心挑選的二十三名僧人組成了強大的陣容，玄奘擔任譯主。他以非凡的領導力和絕對的權威性，統領著這些當時佛教界的精英們。
中國的翻譯事業，經曆了東漢到西晉的草創階段，東晉到隋末的“舊譯”時期，至此進入了玄奘開創的“新譯”時代。
在中國佛教史上曾有四大翻譯家，他們是具有印度血統的龜茲人鳩摩羅什(公元344-409年?)，印度人真諦(公元500?-569年)，玄奘和錫蘭人不空(公元705-774年)，大約每隔百年才出現的這些翻譯家中，漢人只有玄奘。
在譯經的過程中，始終有一件事情讓玄奘牽掛，寺裏的經籍箱堆篋疊，而人的肉身終歸毀壞。唯有薪火相續，找到可以繼承自己的弟子，才能使弘揚佛法的事業不至一旦而廢。
古代的譯場本身也是學校，玄奘白天主持翻譯，晚上就為弟子們講授當天新譯的經典。玄奘在印度所學的微言大義，就通過這種方式流傳。玄奘的弟子中名傳後世的人很多，除了窺基之外，玄奘的弟子中還有撰寫《慈恩傳》的彥琮、慧立，新羅僧人圓測，回國後開創日本法相宗的道昭……
為了保存從印度帶回的經像，公元652年，玄奘向唐高宗請求在大慈恩寺內建塔，獲得批准，敕令建磚塔。為了慈恩塔的早日建成，玄奘日夜操勞。開工那天，還親自挑磚，參加建塔勞動。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四角五層的慈恩塔終於落成了，這就是今天大雁塔的前身。玄奘把帶回的經典及佛舍利一萬多粒，全部奉納於此。
值得一提的是，塔門兩側的磚龕內分別鑲嵌著唐太宗撰《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聖教序記》碑。序言就是玄奘在譯完《瑜珈師地論》後，懇請唐太宗撰寫的，太子李治也隨即附序。佛塔奠基那天，玄奘把兩塊刻有序言的石碑砌在牆上，希望它們能成為鎮塔之寶。曆史證明了玄奘的遠見卓識。公元842年，唐武宗發動了中國曆史上最為瘋狂的滅佛運動，他拆毀了四萬四千六百多座寺廟和佛塔，卻始終沒有敢拆存放有他祖宗碑文的廟和塔。大雁塔躲過了這次以及後來的曆次劫難。
玉華宮肅成院的遺址上，這裏就是玄奘生命中最後四年生活、居住的地方。公元659年，為了翻譯六百卷的《大般若經》，玄奘上奏高宗，希望把譯場移至離京城遠些的玉華寺。高宗終於恩准，玄奘可以全心全意地譯經了。
六十歲的玄奘，帶領“玄門四神足”在內的一批高僧，遠行兩百多裏來到玉華山，滿懷報負。看到深秋的玉華山依然景色秀麗，他深信：“這裏就是閻浮兜率天!”生命中的最後四年，在這樣的心情下開始了。
公元663年10月，在譯完《大般若經》六百卷後，玄奘忽然感到體力不支。也許是預感生命將盡，玄奘停止了譯經，開始終日誦經。他對自己的下葬也交代得很清楚：用草席包裹，置於山澗僻靜處，勿近宮寺。玄奘也為自己的來世做著准備，向立在寺院周圍的佛像作最後的告別;讓人把他翻譯的所有經書、請來的佛像、幫助過的窮人和指導過的信徒都一一列了清單;還請人專門做了一尊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的塑像，放在自己的床前。
正月初九，玄奘在肅成院過一小渠時，不慎跌倒，小腿受傷，被門人抬回臥室。這個小渠玄奘不知走過多少次，那一瞬間，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發生的。到13日，他一臥不起，沉沉昏睡，偶有譫語。正月23日，昏迷十天的玄奘忽然醒來，向玉華僧眾及同來的譯經大德、弟子、衛士一一作了臨終前的歡喜告別。
2月4日，玄奘合掌良久，之後右手撐頭，左手放在左腿上，舒展兩腿，右向側臥，與釋迦涅磐姿勢相同，並以這個姿勢持續五日五夜。他的弟子悄聲問：“和尚決定得生為彌勒菩薩否?”“得生!”玄奘回答，之後呼吸漸趨微弱，不久氣絕。
2月9日當高宗接到玄奘圓寂的報告時不禁泣道“朕失國寶!”敕命以官費安葬玄奘。
3 月，玄奘弟子按照遺囑，用草席作成靈車把玄奘帶回長安，安置在大慈恩寺譯經院。每日有成百上千他的弟子和長安市民淚流滿面地來向他告別。4月14日，玄奘被安葬在白鹿原，那一天趕來送葬的有一百多萬人，三萬人為他守墓三天三夜。玄奘靈塔的左右兩側，分別是他的兩位高足窺基和圓測的墓塔，師徒三人一如從前，相互陪伴，相互聆聽，令身處此地的人都會油然而生出一份感動。
過去的一千多年裏，興教寺幾次遭毀，舍利塔也在農民起義中被挖掘，玄奘的遺骨多次轉移。迄今為止，確切的埋葬地點已經無法考證。我們知道的是，他的頂骨於北宋年間被移至南京。公元1942年被占領南京的日軍發現，公元1944年將一部分帶往日本。目前，玄奘的頂骨舍利分散在南京、西安、成都、台灣、日本和印度，這是除佛陀之外分布最廣的舍利。
在終南山紫閣峪有一座無名塔，根據史料的記載，人們懷疑玄奘的部分遺骨很有可能被埋在這裏。崎嶇的山路把人帶到雜草叢生的山頂，這裏一片荒涼，各種昆蟲的叫聲不絕於耳，靜靜的草葉在風中自由地舞動，隆隆的水聲就在不遠處的山穀裏，仿佛冥冥中應驗了玄奘的遺願，“我死之後，請用草席包裹，置於山澗僻靜處，勿近宮寺，不淨之身盡量屏遠”……
靈隱寺
靈隱寺，又名雲林禪寺，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飛來峰與北高峰之間，兩峰挾峙，林木聳秀。建寺一千六百多年來，雖多曆興廢，但法脈蒼盛，大德輩出，為江南第一名刹。
史載東漢明帝遣使往西域求法，使者在西行途中遇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二人，迎歸洛陽，建白馬寺。攝摩騰、竺法蘭二僧在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
杭州的飛來峰，相傳也和《四十二章經》一樣，來自遙遠的古印度，而且比《四十二章經》來得更早，也更神奇。
公元328年，攝摩騰、竺法蘭兩位僧人到中國的兩百多年後，印度和尚慧理雲遊到杭州，他認出此山是印度的靈鷲山的一峰，不知道什么時候飛到中國南方，他由此推測此地有仙靈隱藏。為印證此峰確為天竺飛來，慧理告訴當地的人們說，這山峰之中一向有黑白二猿修煉，也應該一起飛到這裏了，試一呼喚，果然有一黑一白兩只猿猴從洞中跳出。
慧理後來在飛來峰下建了寺，寺名靈隱，取“仙靈所隱”之意。慧理和尚主持修建靈隱寺後，終生在中國傳播佛法，並埋骨於此，再也沒有回到印度，他的靈骨就供奉在靈隱寺旁的這座理公塔內。
用今天的眼光檢視，飛來峰在地質構造上屬石灰岩，確與周圍由砂岩構成的群山不同。在佛教人士看來，這座山從印度飛到中國並非沒有緣故，早在釋迦牟尼在靈鷲山下講法時，就曾預測東方的土地上今後將大興佛法，此峰也許聽了佛祖的教誨，自己先遣飛來以待。
靈隱寺建成之後，果然不負其“仙靈所隱”的名字。慧理後，有永明延壽、延珊明教、雪竇大慧、瞎堂慧遠、具德弘禮等高僧住持開宗判教，廣宏法義;有智一、道濟等奇僧大德外示異象，內修梵行。從而使靈隱寺聲名日隆，法脈漸廣，逐步成為杭州佛教的發祥地，對兩浙佛教的傳播也起著先導作用，“東南佛國”由此而開。
靈隱寺初創之際為東晉鹹和年間，其時佛法初興，僧眾稀少，香火寂寥。直到南北朝時，梁武帝蕭衍賜田擴建，才初具規模，香火逐漸旺盛。
隋文帝仁壽二年，隋文帝派慧誕法師來杭州弘揚佛法，慧誕法師在靈隱寺前飛來峰與蓮花峰間棧道修建了神尼舍利塔。
到了唐代，靈隱寺已經形成規模。茶聖陸羽的《靈隱寺記》載：“晉宋已降，賢能迭居……修廊重複，潛奔潛玉之泉;飛閣岩曉，下映垂珠之樹。”可見當時靈隱寺規模宏大，高僧雲集，聲譽可與西部的名寺“洛陽伽藍”，即白馬寺相媲美。唐長慶時，靈隱寺僧道峰專修“華嚴宗”，信徒甚眾。據白居易《華嚴經社石記》載，道峰在龍興寺開講《華嚴經》時，聽眾達數千人之多，盛況空前。
會昌五年，唐武宗下詔排佛禁佛，史稱“會昌法難”。各地的寺院毀壞殆盡，全國有二十六萬僧尼被強令還俗。靈隱寺同樣在劫難逃，寺毀僧散，鍾寂煙滅，雜草叢生，成了蟲鳥盤桓之地，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荒敗景象。後來雖經修繕，但畢竟元氣大傷，一時無法恢複舊觀。
公元960年，吳越王錢弘俶崇信佛教，請延壽禪師重興靈隱寺。這個延壽禪師，是餘杭人士，為淨土宗六祖，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延壽禪師苦心經營，設計新的寺院布局，除了完成山門、大殿等的重建，還拓建了五百餘間僧房。後來，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在延壽禪師所建的靈隱寺基礎上，擴建靈隱寺為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屋宇一千三百餘間，常住僧侶三千餘人，恢複了靈隱寺原有的規模與盛況。
當時佛教宗派林立，延壽禪師憑著深厚的佛學功底，將各派教義集中梳理，編著了百卷的《宗鏡錄》。當時的高麗國王讀了《宗鏡錄》後，大為欽慕，特派僧侶三十六名前來向延壽禪師學法，並以國王的身份向延壽禪師行弟子之禮。除編著《宗鏡錄》外，延壽禪師還著有《萬善同歸集》、《唯心訣》、《禪淨四料簡》等，闡發他的觀點和領悟，對當時和後世佛教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北宋一代，皇室對靈隱寺非常重視，宋真宗曾賜名“景德靈隱禪寺”，仁宗天聖二年，章懿太後賜脂粉錢九千五十四貫給靈隱寺，作為修茸寺廟之用，後又因靈隱寺齋僧施粥的需要，將良田一萬三千多畝賜與靈隱寺作為廟產。
慶曆年間，靈隱寺住持契嵩和尚撰《原教論》，針對當時一些尊儒排佛的思潮，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會通儒家的“五常”，強調佛儒兩家都以“教人為善”為宗旨，宋仁宗賜契嵩“明教大師”的稱號。自此，靈隱寺名聞遐邇，靈隱寺成為天下禪宗聖地。
蘇軾任杭州知事時，常到靈隱寺休閑賦詩，不但將白居易所書“冷泉”兩字之後補上一個“亭”字，還寫了許多有關靈隱寺的詩句，其中《留題靈隱寺方丈》一詩，描繪了當時靈隱寺晨鍾暮鼓、香火鼎盛的寺廟盛況：
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
喬木百丈蒼髯須，擾擾下筆柳與蒲。
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鍾擊鼓喧朝晡。
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
南宋遷都杭州，高宗和孝宗時常到靈隱寺進香。宋孝宗賜給當時著名的禪師慧遠“瞎堂禪師”的名號，改法堂名為“直指堂”。
曆史上富有傳奇色彩的“濟公”--道濟和尚，就是瞎堂慧遠禪師的弟子。濟公不但是婦孺皆知的俠僧，也是靈隱寺曆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神僧。
道濟和尚十五歲在靈隱寺皈依瞎堂禪師慧遠和尚出家，卻成日瘋瘋癲癲，時而面壁靜坐，時而同一班頑童戲耍，時而濟困扶危，懲治強梁，時而呼朋引伴喝得大醉。靈隱寺的僧眾見道濟不守清規，紛紛告到慧遠和尚處，請求和尚清理門戶。豈知老和尚批下十個大字：“佛門廣大，豈不容一癲僧!”自此，“癲僧道濟”之名，不脛而傳，久之簡稱“濟癲”。
道濟常帶三分癲意，行俠仗義，於遊戲裏顯神通，從嬉笑中透真諦。道濟的生活始終離不開酒肉，總是不醉不歸。但是癲癲醉醉的道濟，仿佛進入遊戲三昧，屢次借神通替人消災解厄，扶弱濟貧，也因此結交了許多達官顯貴。後來淨慈寺不慎毀於火災，就全仰賴道濟的神通募化，感得皇後應夢布施，連同建寺用的四川圓木，竟也神奇地由古井湧出，時人無不稱奇，把道濟稱為濟公活佛。至今，西湖淨慈寺的運木古井猶在。
宋嘉定二年，道濟預知大時將至，沐浴更衣，端坐而化。火化時，舍利如雨，供奉於虎跑寺。一代活佛，就此辭世。
一生任性逍遙、遊戲人生的濟公活佛，注重修心，不拘形式，放浪形骸，他所彰顯的是一種自然天真、隨緣入世的度化精神。八百多年來，濟公傳說已成為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的素材。同時，濟公傳說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深刻在民眾心裏。
“醉傲瘋癲卒未休，杖頭明月冠南洲。轉身移步誰能解?雪覆蘆花十二樓。”這是道濟留下的一首“自贊”詩。作為一個禪者，轉身移步之中皆有道不盡的禪意，誰能夠理解酒醉瘋癲背後的真諦呢?
《瘋僧掃秦》是京劇、豫劇等很多劇種共有的名段，故事取自《說嶽全傳》，劇中的瘋僧就是靈隱寺的燒飯和尚。
傳說在聽聞秦檜謀殺嶽飛父子後，瘋僧憤然在靈隱寺牆上寫下一首詩，其中兩句為“東窗密計勝連環，痛殺老僧心膽寒。”一日秦檜到寺內燒香，見此詩揭露了他夫妻二人東窗密謀、假傳聖旨、陷害忠良的事情，很是驚慌，馬上令人將寫詩的和尚喚來查問，見瘋僧外形醜陋，便呵斥道：“如此衣著肮髒，見我有失禮節!”瘋僧卻冷笑道：“我外形雖醜陋，內心卻皎潔。有人雖道貌岸然，卻心存奸詐。”秦檜又問：“你拿只吹火筒怎么沒洞呢?”瘋僧答道：“不能有洞，有洞就要私通番邦!”秦檜大為光火，怒斥：“你拿的掃帚還是新的，沒掃過地，是個懶和尚。”瘋僧答道：“我的掃帚，不是掃地的，是要掃盡奸臣的!”說著便舉起掃帚對准秦檜橫掃過來，秦檜頓時嚇昏過去。待他驚魂稍定，瘋僧已不知去向。
後人敬仰瘋僧羞辱權奸的膽識和痛斥國賊的凜然正氣，塑像供養。
南宋一代，燒飯和尚和道濟這一瘋一癲兩位奇僧，可親可敬，為靈隱寺這座千古名刹平添了幾許俠肝義膽。
元順帝至正三年、十九年，靈隱寺兩次毀於兵火，損失慘重，靈隱寺的衰落於元代初露端倪。
明代，靈隱寺多次毀於火災，除大殿、直指堂等幸免於難外，其餘殿堂都經曆多次重建，到明末清初，靈隱寺已呈現“苔寮蘚壁”的破敗慘狀。
面對滿寺零落殘敗、風雨飄搖的淒涼景象，當時的住持豁堂禪師自知難以使靈隱寺起死回生，便請在揚州弘法的好友具德和尚來住持靈隱，重興這座千年古刹。
具德和尚法名弘禮，是三峰法藏法師的嫡嗣，臨濟宗三十二世，不管到哪兒開堂說法，均受到僧眾信徒的歡迎。修造靈隱寺需耗銀百萬兩，具德和尚立志重建，多方募集資金，用了十八年時間，終於使靈隱寺面貌煥然一新。
靈隱寺大雄寶殿上梁之日，前來觀看的人達十多萬之眾。具德和尚修複後的靈隱寺規模非常之大，共建成“七殿”“十二堂”“四閣”“三樓”“三軒”，還建有“五百羅漢殿”共五十四間。同時，寺裏寺外，廣植樹林，稱為“玉樹林”。新的靈隱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時譽“東南之冠”。具德和尚是一個改革家，他十八年努力使靈隱寺的積弊盡除，禪風重振。
靈隱大殿落成後的一天早晨，載堂禪師聽到屋頂上劈啪有聲，出門一看，有桂子從天落下，圓圓得像蓖麻子一般大小。寺裏的方丈與一些僧人都去拾取，送給具德和尚看。具德和尚說：“這是月中桂子，我已看到過兩次了。”
據《靈隱寺志》記載，唐天寶年間就曾經從天上落過桂子，唐駱賓王的《靈隱寺》詩有“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的詩句。宋天聖年間八月的初一、十五兩夜，寺宇殿堂左右，天降桂子，大小如豆，像珠子一般圓滑，有黃白黑三種顏色。寺裏的僧人取來種在林下，剛滿月，就長出了一寸長的樹苗。每次月中桂子落下來必有好兆頭。具德和尚重興靈隱的十七年中，就見過三次。
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多次來到靈隱寺，留下多篇記遊詩文。康熙皇帝還改寺名為“雲林禪寺”。嘉慶二十一年，靈隱寺毀於火，朝廷特賜帑金一萬兩重修。
清鹹豐十年，太平軍入杭州，大多寺宇被毀，靈隱寺僅存天王殿與羅漢堂，之後多次整修，逐步恢複原貌。直到公元1936年冬，羅漢堂再次失火被毀，前代所遺之物，僅存天王殿中的木刻韋馱像。公元1937年，日本侵略軍進入杭州，靈隱收容難民五六百人，嘈雜無序，再次毀於火災。
公元1949年之後，人民政府於公元1952年撥款修複靈隱寺，公元1975年後，又多次進行全面整修，終於使這座千年古刹煥然一新。
靈隱自創建以來，高僧雲集，人文薈萃，儒釋交融，談禪論道，一吟一詠早己蔚然成為文化大觀。文人雅士紛至遝來，與僧侶結成方外之交。身處塵世久了，身心疲憊，偶爾到寺院走一走，便會像白居易說的那樣“我來恍入金天界，三仗蒸炎半點無”。這裏有著名的冷泉亭，白居易曾留下一篇《冷泉亭記》。春夏之交，正如白居易所寫的那樣：“草薰薰，木欣欣，暢人血氣，起人心情。”宋戴複古也有“生無適俗韻，老欲結僧緣”之句，頗能道明世俗中人暫避塵世之想與偶得清靜之望。
從五代至宋、元年間，人們陸續在飛來峰的石洞中刻鑿佛像，留下石刻造像三百三十餘尊，使飛來峰成為我國南方古代古窟藝術重要地區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那喜笑顏開、袒腹露胸的彌勒佛。這是飛來峰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為宋代造像藝術的代表作。
巍巍殿宇，森森古木，伴隨著一批珍貴文物古跡。天王殿前左右各有石經幢一座，兩經幢都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建，時大宋開寶二年已巳歲閏五月》題記。大雄寶殿前月台兩側各有一座八角九層仿木結構石塔，塔高逾七米，塔身每面雕刻精美，經古建築專家梁思成生前考定，兩石塔也是吳越末年雕造的。靈隱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貝葉寫經、東魏鎦金佛像、明董其昌寫本《金剛經》、清雍正木刻本龍藏等，都彌足珍貴。
和世間萬物一樣，靈隱寺也經曆著生生世世的輪回。從慧理禪師開山至今，靈隱寺已有一千六百七十多年的曆史。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靈隱寺曾遭遇十數次兵火之毀，但一再獲得新生，屢毀屢建，法脈頑強。今天的靈隱寺，從如源頭活水，將佛法傳遍了中國大地。
法門寺
1987年，位於陝西省扶風縣城北十公裏處的法門寺發現了一座隱秘的地下宮殿，這時距古塔的倒塌已有六年。
考古隊員們小心地走了進去，第一道門上有一把鎖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鉛鎖，這個地宮也沉睡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考古隊員踩下去的土地松動了，出來一股奇異的香氣，裏面層層無盡的文物一點點露了出來。當時太陽直射，正是十一點左右，一千多年的濕氣和金銀器交彙相應，看上去是個金色的世界。
佛祖釋迦牟尼的指骨舍利面世了。在法門寺地宮與稀世珍寶一起出土的還有兩塊石碑，一塊是記錄地宮兩千四百九十九件文物的清單。另一塊志文碑，記錄的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位唐代高僧之手。
志文碑開篇寫道：“我是皇帝內殿首座禪師僧澈，皇帝曾賜我袈裟，我為皇帝講經，今天我奉皇帝之命記述以下故事……”
拜塔是一種傳承千年的古老儀式，佛經中說：“若於此塔，或一禮拜，或一右繞，塞地獄門，開菩提路。”最初的塔，專為保存佛祖舍利而建，逐漸演化成佛教的標志性建築。佛教傳入中國，譯經的人創造出“塔”這個全新的漢字，而與之對應的，是一種更接近於中國式樓閣的建築。
世上的塔不計其數，而法門寺真身寶塔卻是最獨特的一座。
公元前486年，八十歲的釋迦牟尼在印度北部的一個樹林中去世了。悲傷的弟子用香木燃火焚化了釋迦牟尼的遺體，在灰燼中找到未被火化的牙齒、指骨等。這就是佛祖真身舍利，那么佛祖真身舍利是如何穿越萬水千山從遙遠的印度來到法門寺的呢?
僧澈的志文碑是這樣記載的：“釋迦牟尼佛祖圓寂一百多年後，印度有位君主叫阿育王，他將佛祖真身舍利分為八萬四千份盛在塔裏，驅使鬼神送往世界各地，法門寺得到其中之一……”阿育王曆史上確有其人，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這座印度風格的漢白玉塔，即以其命名。難道這就是傳說中鬼神從印度送到中國的那座真身舍利塔嗎?
關於佛祖真身舍利如何來到法門寺，還有另一種說法。唐代僧人法琳考證，阿育王派出的一支傳教僧侶帶著真身舍利，在秦始皇時代來到中國。然而，剛剛統一六國的秦始皇顯然不可能去接受這個來自遙遠國度的宗教，失望的傳教者離開鹹陽，行進到美陽縣附近，這裏曾是古代周國的發源地。據說就在這裏天空出現祥雲，行走了萬水千山的僧侶們相信這是佛祖的某種暗示。佛祖真身舍利就這樣，被埋在地下。多年後，這裏建起了一座寺廟--法門寺。
關於真身舍利如何來到中國，兩個故事都只能視為傳說。據說，中國得到四枚真身舍利，也有的說是十九枚，無論怎樣，法門寺這一枚指骨舍利，都是確定為其中之一的。
釋迦牟尼生前始終反對偶像崇拜，然而，隨著佛教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國的普及，佛祖神奇的傳說越來越多，他留在人間的真身舍利，也被賦予了種種神跡。
公元631年，岐州刺史張德亮來到法門寺拜佛。此刻，經曆了隋末唐初改朝換代的戰爭洗禮，法門寺已經破敗不堪。張德亮向來信仰佛教，對於法門寺藏有佛祖舍利一事，早有耳聞。在法門寺寶塔下面，他找到了釋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張德亮立刻將此事上奏唐太宗李世民。
然而，唐太宗並不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史書記載，他常常這樣嘲諷張德亮：“卿既是佛，何不出家?”然而這一次，張德亮報告了一個重要信息：“傳說佛祖舍利，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穀撚而兵戈息”。
這句傳說正暗合了已經出現的貞觀之治。唐太宗特批調用修建皇宮望雲殿的木料修繕法門寺真身寶塔，並下詔開啟塔基開示舍利。
佛祖舍利究竟是什么樣子，據當時的記載，不同的人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有人看到了佛像、菩薩、聖僧，有人看到了一片白光，還有人看到綠光、紅光、五色雜光。據說，很多盲人在舍利面前突然複明，卻又有許多明眼人根本看不到舍利，只有對自己的罪孽，深刻懺悔後才能得見。關於佛祖舍利種種靈異的傳說，吸引著人們從各地趕來朝拜，地處偏僻，原本並不顯赫的法門寺，每天竟聚集了數千名朝聖者。
法門寺出土的一塊石碑上記錄了一位叫惠恭的僧人，於貞觀末年沐浴舍利，並燃燒自己的兩個手指，以表虔誠。在當時的文獻中，類似的記載屢見不鮮。當傳說中的神通被不斷誇大後，狂熱的人們似乎忘記了學佛的真正意義。
當法門寺的香火日漸旺盛的時候，中國也進入了一個空前強盛的時代。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二十件琉璃器，大多產自伊斯蘭國家，都是在唐代來到中國的，如今這些稀世珍寶即使在原產國，今天也很難見到。
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十三件秘色瓷，這些失傳了近千年的神秘瓷器，因為只供宮廷使用，制作工藝秘不外傳而得名，它們代表了世界青瓷工藝的最高水平。“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是唐代詩人陸龜蒙贊美秘色瓷的詩句。由於沒有實物傳世，秘色瓷此前始終是個神話。而法門寺地宮的開啟，使神話變成現實。
那時的大唐帝國，以開放的胸襟包容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對於宗教，唐太宗始終秉持著“三教調和”的策略，儒、釋、道三教在大唐帝國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法門寺佛祖真身舍利面世三十年後，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下詔，將舍利迎接到東都洛陽的皇宮供奉。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皇帝將佛祖真身舍利迎接到皇宮供奉。
佛祖舍利“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穀撚而兵戈息”，這句預言從此成為唐代皇室的規矩，為了安放舍利，唐高宗命人打造了九重寶函，但原件已失。在法門寺地宮裏，出土了一套八重寶函，是晚唐的作品，除第一重檀香木寶函破損外，其餘七重以金銀珠寶造就，可以想見當年的極度奢華和皇帝禮佛的一片誠心。
在迎奉舍利的大典上，與唐高宗並肩而立的是皇後武則天，武則天將自己的繡裙供奉給佛祖。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絲織品七百多件，大多被歲月剝蝕。從殘片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唐代絲綢無與倫比的技藝，其中撚金線最細處只有零點零六毫米，比發絲還細。今天通過高科技手段，也無法達到如此水平。
因真身舍利而輝煌，法門寺成為大唐帝國的皇家內道場，經過多年修建，形成了占地百畝可容納萬人修行的瑰琳宮二十四院。唐代佛教空前興盛，宗派林立。由於真身舍利的感召，各宗各派不可思議地共居一寺之內，使法門寺成為唐代佛教文化的學術中心。
武則天在丈夫死後成為帝國的新主人，這位女皇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再次迎奉真身舍利，還沒來得及送還法門寺，武則天就去世了，她的大周帝國國號隨之消失。武則天的兒子唐中宗恢複了大唐帝國，為了送還真身舍利，唐中宗下詔打造漢白玉靈帳一鋪表示虔誠，唐中宗和他的妻子兒女共七人，剪掉部分頭發，入塔供養舍利。
然而，形式上的崇佛，並不意味著心靈的皈依。就在送還舍利不久，唐中宗被人毒死了，凶手就是當初一同落發的妻子和女兒。
公元716年，一位叫善無畏的印度高僧來到長安，按照中國曆法，這是開元四年。大唐帝國的主人是唐玄宗李隆基，這是唐朝曆史上可以與“貞觀之治”相媲美的一段黃金歲月，史稱“開元盛世”。
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大量唐代貨幣，它們在通道上鋪滿厚厚一層，俗稱錢雨。其中，有十三枚玳瑁錢為世界僅有。玳瑁為深海龜類，用其背甲精心磨制而成玳瑁錢，供奉舍利，這是大唐帝國極度富有的象征。
善無畏帶來了印度佛教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密宗。
不久，另外一位密宗高僧金剛智和弟子不空也來到長安，同樣贏得了唐朝皇帝的禮遇，先後拜為國師，使密宗在大唐帝國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史稱--唐密。那是一個佛教空前興盛的時代，皇室偏愛密宗，士大夫修行禪宗，百姓則擁戴淨土宗。帝國上下，佛號處處可聞。
除了宗教，唐玄宗還擁有更為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往我們只能從古老的畫作中了解盛唐皇家生活的點滴，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大量文物，終於使我們有機會觸摸這種生活華麗高貴的質感。
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卻一反常規，沒有在三十年之期迎奉真身舍利。唐玄宗尊崇唐密，但同時他也是道家信徒，而治理國家則是儒家作風，權力才是皇帝真正的信仰。
法門寺出土的一個鎏金銀質香囊，內部運用陀螺儀原理，安裝兩個平衡環，無論香囊怎樣轉動，香料都不會流出。很多很多年以後，這個原理被應用到發現新大陸的航海中。而此時，它僅是皇室貴族保持魅力的一種玩具。據說，楊貴妃的身上總是攜帶著這種香囊，她們沉醉在愛情的芳香中，完全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毀滅。
唐玄宗晚年，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逃亡四川。長達八年的戰爭結束了開元盛世的一切。當年邁的唐玄宗回到滿目瘡痍的長安，皇帝已經是他的兒子李亨，是為唐肅宗。硝煙未散，唐肅宗就做了一件他父親忽略的事情，迎奉法門寺真身舍利入皇宮供養。
法門寺公元1987年發現佛的舍利時，天上下起毛毛細雨，法門寺的大和尚趕來，看到舍利立即跪下來，念經、行禮、瞻禮，久久不肯起來。
那天是陰曆四月初八，剛好是佛誕日。
“太平盛世，舍利出世。天降甘霖，萬事太平。”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陸續又有三枚舍利面世。所有的文獻都表明，法門寺地宮佛祖真身舍利只有一枚，為何會同時出現四枚呢?
公元820年，又到了三十年的周期，唐憲宗按例迎奉舍利，這已經是唐代皇室第五次迎奉舍利了。然而，對於皇帝的行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刑部侍郎韓愈就在舉國上下一片狂熱的氣氛中，寫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諫佛骨表》：臣聽說陛下命人，從法門寺迎請佛骨到皇宮，又准備了盛大的典禮，並在京城寺廟連日供養。臣雖愚鈍，但也明白陛並非迷信佛教，只是為天下蒼生祈福罷了，但是普通百姓是容易被迷惑的，他們怎么能理解您的苦心呢?
百姓為表虔誠，燒頭燒手，散盡家財，放棄正業，如不制止，局面不可收拾。
在大殿上韓愈奏稱：“漢明帝時，才有佛法，此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唐憲宗駁斥道：“太宗開啟佛骨，始有貞觀之治，則天皇帝迎請佛骨，才有大唐強盛，亂亡相繼，運祚不長，這不是咒我。”
震怒的唐憲宗，下令處死韓愈，經百官求情，韓愈被貶到偏遠的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這是韓愈離開京城時最後的感歎。關於韓愈諫佛骨一事，曆來眾說紛紜。有人說，其實韓愈精通佛學，他反對的，只是對佛的盲目迷信。
二十多年後，中國佛教的一場空前劫難終於降臨了。公元840年，唐武宗繼位，他一反前朝作風，大舉蕩滅佛教。唐武宗年號會昌，由他發起的這場滅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
唐朝多位皇帝尊崇迎奉的真身舍利，首當其沖成為這次滅佛運動的犧牲品。唐武宗為什么以如此極端的方式顛覆了大唐帝國曆代皇帝的信仰呢?從法門寺出土的一塊記錄地宮文物的清單上，或許能找到答案。這些供奉真身舍利的稀世珍寶，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僧侶，其中一位叫智慧輪的唐密高僧的供奉之物，僅次於皇帝，其他皇親國戚文武重臣都無法與之相比。
“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這是年輕的唐武宗登極之時面對的情形。經過兩百多年空前的發展，寺廟已經成為唐帝國最大的財富所有者，不僅如此，高僧對於帝國政治走向也擁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物極必反，佛祖真身舍利被毀了，四千六百多座寺廟被毀了，不計其數的佛教經典被毀了，二十六萬僧尼被迫還俗。
當滅佛行動還在進行中，唐武宗忽然暴病而亡，唐代乃至整個中國佛教曆史上最慘烈的劫難宣告結束。又經過一個三十年，曾經強盛無比的大唐帝國已經如同垂死的病人。此刻，皇帝是唐懿宗。唐懿宗的父親--唐宣宗在彌留之際將皇位傳給兒子的同時，也留下了這樣的囑托：世道不好的時候，人心思變，如果沒有佛教使百姓安守本分，那么勇敢的人將會奮起鬥狠，智慧的人則會策劃陰謀，而阡陌上的貧民，將會揭竿而起。
佛教，似乎已成為晚唐皇帝們的一棵救命稻草。或許揣摩到了皇帝的心事，一個叫師益的高僧請求在法門寺地宮結壇作法。此時，距離唐武宗毀滅法門寺真身舍利已近三十年。在沒有佛骨的地宮裏結壇作法，又有什么意義?對於這個有些莫名其妙的請求，唐懿宗還是同意了，卻迎來一個驚天發現--在法門寺地宮西北角師益找到了佛祖真身舍利，佛祖真身舍利並未毀於會昌法難!
那么，會昌法難最黑暗的一夜，究竟發生了什么?在僧澈撰寫的志文碑裏，只有語義模糊的推測：昔日唐武宗滅佛，毀壞焚燒的佛教聖物無數，在毀滅佛祖真身舍利時，砸碎的卻是仿制品，人們把仿制品的碎片呈給皇帝複命，這是君子的智慧……
公元1987年考古學家們發現的四枚舍利中，有三枚是為了保護真身舍利而造的仿制品，究竟哪一枚才是佛祖真身舍利呢?
在安放四枚舍利的容器中，有一個不起眼的鐵函，打開後有個裝有寶珠的水晶珠鎏金函;金函再打開，裏面是個檀香木函;檀香木函裏面是水晶槨;水晶槨裏面是玉棺，玉棺裏端放一枚舍利。鎏金函上記得清清楚楚，這才是佛的真身舍利。
當年趙樸初對這四枚舍利有這樣詩意的闡述：真身舍利為影骨，影骨像天上的月亮一樣，照到三條江裏，三個月亮和天上月亮一共是四個，一月映三江。
在學佛者心中，三枚影骨與靈骨一樣，都是佛的化身。在佛經裏，甚至一粒米、一顆沙、一根草，也都可以視為舍利。只要心中有佛，佛就無處不在，不必拘泥形式上的真偽。
公元873年春天，皇帝下詔迎奉法門寺佛祖真身舍利，被會昌法難一度中斷的佛教大典將再度上演。
法門寺出土的一尊鎏金珍珠裝捧真身菩薩，是唐懿宗為迎奉舍利特命宮廷作坊“文思院”精心打造的。菩薩手中捧著的是一塊鎏金文匾，上面寫著皇帝向佛祖許下的願望：祈願自己萬壽無疆，祈願李家子孫萬代相傳，祈願萬國來朝，祈願天下太平。
《資治通鑒》記載：“自京城至(法門)寺，三百裏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儀衛之盛，過於郊祀……”這是唐代曆次迎奉佛骨中最盛大的一次，皇室、官吏、僧侶、百姓競相向佛骨供奉奇珍異寶。
法門寺出土的的文物中，一只銀盒來自江西，一只精美的銀籠子來自於偏遠的嶺南，而用於浴佛的銀盆來自江南，是浙江西道節度使供奉之物。由這些出土文物可以了解到當時各地高超的手工業制作水准，更可以感知，當年大唐王朝舉國上下那種崇佛的氣氛。
4月8日，舍利入京城，皇帝親自在安福門跪拜迎接。《資治通鑒》記載：唐懿宗，降樓膜拜，流涕沾臆。
為表虔誠，皇帝獻上了一支雙輪十二環的錫杖。錫杖最初是為了驅趕蛇蟲，或為化緣時震動發聲引人注目之用。後來漸漸發展成為佛教重要的法器，雙輪十二環屬於佛祖釋迦牟尼，是佛教世界最高權威的象征。在法門寺地宮發現之前，日本藏有一支白銅頭六環錫杖，曾經號稱世界錫杖之王。然而，無論工藝還是等級，與法門寺出土的這支相比都遜色許多。
兩個月後，禮佛盛典仍在進行當中，唐懿宗卻病倒了。在遺囑裏，皇帝再三強調，葬禮切在簡約，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喪具。千瘡百孔的大唐帝國，交到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手中，即唐僖宗李儇。因排行第五，李儇在宮中被稱為“五哥”。“五哥”這個昵稱出現在法門寺地宮的這件文物上，與它同時出土的，是一整套唐代宮廷茶具，失傳了一千多年的唐代宮廷茶道就此重見天日。
唐僖宗將刻有自己昵稱的茶具供奉給法門寺佛祖真身舍利，表達的是和父親一樣的心願，企盼大唐帝國重振雄風。
公元873年冬天，唐僖宗下詔將佛祖真身舍利送還法門寺，京城百姓歎息道：“不知再見複在何時。”
法門寺地宮裏，佛祖真身舍利，一枚靈骨和三枚為保護真身而制的影骨，以及兩千多件來自皇室的奇珍異寶，由唐密高僧智慧輪主持按照神秘儀規布置而成。供養佛祖舍利最高壇場，稱為曼荼羅。
內殿首座、高僧僧澈，接受皇帝的命令，為這次送還舍利，起草《志文碑》。在志文臨近結束的時候，僧澈這樣贊歎地宮景觀：“窮天上之莊嚴，極人間之煥麗。”
“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穀撚而兵戈息”，當傳說中的這個周期再次來臨的時候，卻不見了虔誠的唐朝皇帝。因為曾經如同神話般強盛的大唐帝國，在這個時候滅亡了。
法門寺地宮的秘密就這樣埋藏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法門寺第一枚舍利面世的時間是農曆四月初八，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誕生的日子。
公元2006年，佛誕日前夜。數千名佛教信眾齊聚法門寺，點燃蓮花燈，紀念佛祖。
佛經說：故佛所言，如燈傳照。
佛法如燈火，曆經千年，生生不息，代代傳承。正如釋迦牟尼臨終前的囑托：我真正的生命是法身，不是形軀。形軀會消逝，但真常的法身卻永恒，見到形軀的我，你們未見佛，依循我的教誨，即是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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