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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維新運動與佛教厄運
第一節 變法維新與廟產興學
第一項 廟產興學之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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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政府，每對外戰爭失敗一次，即有一次改革運動。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中日戰爭後的維新運動，莫不皆然。尤以中日甲午之戰，以堂堂天朝，反為小日本所擊敗，割地賠償以外，幾遭瓜分之禍。因此，一般愛國智識份子幾乎異口同聲一致要求救國，非改制變法不可。否則，將有滅亡之禍。而倡導變法維新運動最力者，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人物。
康有為，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廣東南海人，世稱南海先生。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舉人，二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曾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請勿簽馬關和約；並力主變法自強，設強學會於北京、上海兩處，旋為御史奏彈封閉。戊戌這一年，他四十一歲，比國父大八歲，比梁啟超大十五歲；他的學術思想，得力於同鄉朱次琦（九江）的教訓最大。因朱氏講學，每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為綱，以義理、考據、經世、詞章為目，而其精神所貫，全在「經世」之學。其見解與曾國藩完全相同。及戊戌政變失敗，六君子被戮，康有為逃亡海外十五年，民國二年始返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歿於青島，享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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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
梁啟超（一八七二∼一九二九），同治十二年生，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舉人，受業於康有為，稱弟子。光緒二十一年，梁隨康至京會試，不第。翌年，至滬與汪康年、黃遵憲創刊時務報，自任主筆，每期撰論、刪改、編校，純出其手。言論鋒利，倡議變法，風靡當時。及戊戌政變失敗，梁以走避日本使館，得免於難，旋護送至日本。宣統二年復於上海創國風報，後再度東渡。民國元年歸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因袁氏欲稱帝，乃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以反對袁世凱帝制。又曾助段祺瑞討平復辟，不惜與老師康有為分途異趨。其有助於民國共和者，論功殊偉。民國七年，始退出政壇，講學於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兼研佛學，著有「佛學十八篇」，最為精粹，對啟發青年研究佛學關係頗大。民國十八年卒，年僅五十七歲。
康梁本屬師生關係，又是力主變法維新的主腦人物。要倣日本君主立憲，改革政治，亦即摹仿西方科學，創辦實業，興辦學校，造育人材，庶可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無如當時教育經費無著，於是有主張把寺廟祠堂，改為學校者。及至戊戌變法失敗，停止變法。未幾，光諸二十六年拳匪亂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簽訂庚子條約，賠償鉅額款子。自此，慈禧太后亦覺非改革圖強不足以自立生存，故要求改革圖強風聲再起。
第二項 張之洞之「勸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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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在戊戌變法那一年，即著「勸學篇」上奏朝廷，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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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新舊思想，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在湖廣總督任內二十年，手創兩湖書院、文武普通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訓練新軍，並派遣東西洋留學生，其於孕育革命種子及裨益於武昌起義之關係至大，固非他初始所料及者，並且力主動用全國寺廟財產為興學經費。佛教首挫於變法維新，亦復為廟產興學之起源，也是長期困擾佛教主要課題。
所謂廟產，即指寺廟一切財產，寺田、寺屋及附屬的法物而言。據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所刊中國佛教會調查發表，全國寺廟數目（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五省除外），約十六萬餘所，僧尼約七十四萬，佛寺僧尼如此之多。（註一）由於寺產如此之多，不特引起社會人士的覬覦野心，同時，也給社會經濟上帶來重大的影響。
清光緒年間，全國佛教寺廟究竟有多少，據張之洞在「勸學篇」上說：都會百餘萬，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財物由布施而來，主張改作學堂，充作教育經費。其實施辦法，據「勸學篇」謂：
一、 以寺廟十分之七為校舍，餘作僧道之居處。
二、 以寺廟寺田等財產中十分之七供學堂之用，餘供僧道膳食之用。
三、 將使用廟產之總額明奏朝廷，旌獎該僧道。對不願旌獎僧道，可移獎其俗親並與定職。
四、 各省荐紳，有在其興學堂者，在觀察其夥寺觀之上，如連名申請，概予許可。
張之洞以為「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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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學篇」奏上之後，德宗批示：「持論平，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由軍機處對各省督撫學正各頒「勸學篇」一部。
同年，六月十一日開始，所謂百日維新，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作了劃時代的改革。教育方面，廢止了八股文的考試；在各省縣設立高中初各等學堂，京師設大學堂，上海設編譯館，廟產興學亦立即付諸實施。
戊戌政變，終因袁世凱的告密，不特使康梁一派失敗，而德宗皇帝遭受幽禁。而廟產興學亦由西太后命令而止。
第三項 上海縣實施廟產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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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維新，雖經失敗，但給佛教帶來廟產興學的威脅，始終未除。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政府命各省州縣設置學堂，佛教寺產開始遭受侵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準「奏定勸學所章程，責成各村學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廟宇鄉社，可租賃為學堂之用。」（註二）。因之，引起各省土豪劣紳公然兼併寺田。民國以後此種情形已成為公認之事實。據「上海縣續誌」（民國七年刊）中可以窺見一斑矣。
一、 栗庵 光緒三十二年，邑人葉佳堂與學董顧言之定議。給住持僧雪峯銀元七百二十圓為營業資。改庵為上海縣勸學所，而遷佛像於閔行。（其地十一畝八分一釐九毫）
二、 小天竺寺 光緒二十七年冬，設中西啟蒙學堂，二十八年秋，改為養正，遷佛像於浦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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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寺宇悉歸學堂。
三、 法華庵 今廟產歸振南學校。
四、 韋天廟（法華寺僧管理） 今設正蒙小學。光緒乙巳（三十一年），里人李鴻模、張光豫…，修葺後殿，設正蒙小學，禀准以廟屋為校舍。…於是廟業悉歸學堂管理。
五、 長生庵 有四十畝，東南屋三楹，光緒三十一年設曹渡初等小學。
六、 第二義務小學堂，在送子庵，光緒三十一年創設。
七、 安國小學堂，在虹橋鎮東安國寺，光緒三十一年，邑人王豐玉、顧鏡清、蔣家鳳創辨。
八、 官立養正小學堂（參閱小天竺寺項），在縣署西北張家衖小天竺，光緒二十七年九月，邑人王琪錢……二十四人發起，擔任義務夜課。中西並授，初假亭橋西葉達宅，旋禀准。知縣王懋琨將發封之小天竺僧寺充用，二十八年由張軾葉達捐貲，添設日課，名中西啟蒙學堂。經常費取諸邑廟豫圓茶捐。又贖回錢糧廳，抵出房屋十四間，取租充用，二十九年改為官立，更為養正。（註三）
以上所舉，僅為上海縣一部分而已，其他各省州縣侵佔寺產興學，實不勝枚舉。西太后雖曾禁令，但各省州縣地方士紳仍以興學為名侵奪寺產，無法統計。自此以後，地方軍隊、警察及各種團體循風佔據寺廟，從未停止。由於佛教領導階級素質低落，使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無法維護佛教權益。但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自有其悠久的關係，於是引起社會名流學者重視。章太炎先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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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光緒三十一年）發表告「佛子書」，一面喚醒僧徒認清時代，要急起直追自辦學校，一面忠告士大夫們，不應該對佛教有此種荒謬的舉動，應對此世界最高尚的佛法加以發揚。東隣日本凈土真宗早於光緒初年，即於上海南京剏立本願寺，以及杭州、蘇州設立本願寺，光緒二十五年復於金陵「日本淨土宗本願寺」特設東文學堂，以教華人（見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二十三頁）。這時，日僧水野梅曉、伊藤賢道，因見滿清政府壓迫佛教，便乘機來華，乃效法西方基督教徒來華傳教的方法，引誘我國佛教僧徒受其保護。猶如咸同年間，西方教士保護教民一樣，分化教民與政府間的感情。當時日本在杭州傳教的代表為伊藤賢道，乃屬真宗派，意欲離間僧徒與政府感情，引誘杭州三十多寺廟投入日本真宗懷抱，求其保護。凡遇佔用寺廟，搶奪寺產，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中國佛教寺廟財產，中國政府不能保護，要賴外國人來保護，可見滿清政府軟弱無能到如何程度！這與日後國人每遇政治上壓迫，便逃入各國租界，要求外人保護，如同一轍。因此，引起中日兩國外交上的風波，地方政府既無能解決此一涉及國際糾紛，逕呈報中央政府，經中日雙方交涉的結果，先由日本真宗取銷對中國寺廟保護事情，滿清政府始允下詔保護佛教，並令佛教僧徒自動興學，自護寺產，各省遂相繼組織僧教育會。全國各省縣紛起成立僧教育會，而與各省縣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這說明了滿清政府已無能保護佛教，要僧徒自己來保護寺產。其實，國內有識之士，早已經有此感覺，欲求振興佛法，唯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當時楊仁山居士即有此剏議，只以時節因緣猶未成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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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動興學與自保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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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維新，雖然帶給佛教無限的困擾—廟產興學—但也帶給佛教僧徒一個自覺自救的機會。那就是依照滿清政府的指令，各省縣成立僧教育會，以佛教寺產來興辦佛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材，這在滿清政府來說，猶不失為一開明政策。各省縣佛教首腦人物，亦知非興辦學堂，不足以保護佛教寺產。當時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設辦僧學堂，揚州僧文希於揚州天寧寺設普通學堂，浙江寄禪、松風、華山、北京覺先等亦設立學堂，南北呼應，成為當時各省僧教育會，興辦僧學的領導人物。但其所辦學堂，大抵為國民小學及僧徒小學，即如浙江普陀山僧教育會在定海所辦國民小學，定名「慈雲」，普陀僧眾小學，取名「法雨」，迨至民國二十年始改為「普陀佛學院」，不二年停辦。江蘇泰州所辦「儒釋小學」，由智光主持。那時僧教育會組織健全，辦理完善的固然也有，僅擁有虛名，亦復不少。如日後各省興辦佛學院一樣，都以保護寺產為目的，並無意興辦教育。就中僅有江蘇省僧教育會組織較為健全，其所辦僧師範學堂，頗有成績。茲簡述如次：
第一項 揚州之普通僧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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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揚為蘇省佛教重鎮，鎮江之金焦二山，不僅規模宏偉，為東南佛教名剎，馳名天下，而收藏歷史文物古蹟，足以為全國之冠。揚州與鎮江僅一江之隔，聲氣相通，揚州擁有二十四家叢林寺院，天寧寺為首剎，原為晉朝謝氏公祠，為佛陀跋馱羅翻譯六十華嚴的勝地，故於佛教史上居極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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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文希於光緒三十二年於天寧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其辦學的動機，意在保護寺產。所以其教育經費，全由鎮揚佛教各寺負擔，除授佛學課以外，並授英文、日文。日文，由日人道揚居士擔任，入學僧青年，僅有仁山、智光等二十餘人。顯見當時僧校風氣，尚未開展。同時，百日維新失敗後，清廷獎勵興學，並紛紛派遣東西洋留學生，接受外國新知識，出國留學，要以赴日本留學生最多，多達一萬三千餘人。反對清廷之革命黨人與康梁等維新派人士，多避居日本。僧文希因與日人道揚居士朝夕相聚，得悉日本佛教教育進步的實況，頗有東渡考察之意，以為改革中國佛教僧教育的借鏡。其用意與動機，本無可置議。無奈鎮揚佛教諸山首領多屬保守頑固份子，本來無意興辦學校，而興辦學堂，只是一種手腕，其目的在保護寺產，並無意興辦教育，造育僧材。因此，對文希本抱猜忌態度，今聞其將欲東渡日本考察佛教，更具戒心。因為日本佛教，雖由中國傳去，但日本佛教早經變了質，實行真宗化，公開娶妻吃肉，行同俗化，而與中國佛教傳統制度背道而馳，並無考察之必要。以保守派眼光來看日本佛教，猶如清廷視革命黨，似同洪水猛獸一般。所以當文希東渡的前夕，由揚州渡江至鎮江，當晚息宿萬全樓客棧。擬明日乘京滬早車赴上海，轉往日本。鎮揚佛教諸山獲悉文希明日東渡，隨向當地警政機關告密說：文希假赴日本考察佛教，實為勾結在日本革命黨人，企圖不軌。當時警政機關聽說革命黨三字，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如臨大敵，隨將文希逮捕，經兩江總督判為終身監禁。而揚州普通學堂，從此停辦。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第一所僧學堂，因新舊思想的分歧，自相猜忌、嫉妬、破壞，以致停辦。文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始從江西石埭縣監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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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金陵祇洹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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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山居士，先於光緒二十三年於南京成立金陵刻經處，專刻佛經流通，以廣宣傳。因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於光緒二十一年來上海，遂與楊仁老相約共同復興印度佛教，以為傳布佛教於世界。楊仁山受此啟發乃於光緒三十三年就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數人，研究佛學及漢學，除佛學及國文外，並授以英文，以為進修梵文及巴利文之根基。楊仁老自講楞嚴經，蘇曼殊教英文，當時入學緇素，則有梅光羲、歐陽竟無、邱虛明、仁山、太虛、智光、觀同等。雖僅十數人，卻為日後五十年來之中國佛教領導人物。其經費全由楊仁老自己負擔，因經費支絀，不二年停辦。其為時雖短，卻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於佛學發揚，或教育施設，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於此。
第三項 南京僧師範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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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普通學堂停辦後，兩江總督端方，雖屬滿人，但對佛教興辦教育，頗多支持。以文希既經監禁，可無慮革命黨，但對佛教教育不能因此而停辦。於是飭令江蘇省僧教育會要繼續興辦教育，乃於宣統元年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校，其入學程度，顧名思義，即在培育佛教師資人材，故入學的程度，均較以往為高，聘請國內第一流的法師主其事——月霞、諦閑兩法師相繼主任教務——所需經費，乃由江蘇全省佛教寺院共同負擔。入學僧青年，則有仁山、太虛、觀同、智光等。越二年，辛亥革命成功，遂又停辦。歷時甚短，但所培養的人材，多為日後中興佛教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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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革命思想浸入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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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於社會，本居於超然地位，所謂與世無爭。但因受滿清政府歧視與壓迫，遂激起僧青年自覺自救，滿清政府既准自立學校、自保寺產，各省既有興學的風氣，經常接受社會知識的僧青年，因而受到革命思想渲染，而革命思想，便無形中浸入佛教僧青年腦海。由於佛教青年身雖出家，但其血管裏所流的血液，仍與中華兒女同一血源，在愛國不讓人的熱情鼓舞之下，追隨先烈參加國民革命的僧青年，不知凡幾，苦於身邊資料不足，今舉一二最顯要者，簡敍於次：
一、黃宗仰字中央，法名印楞，別號烏目山僧，常熟人，俗姓黃。生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歿於民國十年七月（一九二一），得壽五十有六。師幼年，就讀於翁同龢氏，二十歲旋依常熟三峯寺藥龕出，受戒於金山寺。精研三藏，兼通英、日文。善書畫詩詞。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應上海富商羅迦陵居士請至滬上弘法，得與當時名流接觸。一九○一年，目覩清廷腐敗，及受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啟發，即參加革命，遂與吳敬恒、章太炎、蔡元培、蔣智田、鄒容等，組織中華教育會，後繼蔡元培氏為第二任會長，兼任編蘇報，鼓吹革命，啟發青年思想。一九○三年，清廷查封蘇報，章太炎、鄒容被捕下獄。宗師名列通輯令內。吳敬恒、蔡元培等已逃亡國外，宗師得羅迦陵資助，亦相繼逃亡日本。適孫中山先生自越南蒞橫濱，宗師趨前晉謁，獲識中山先生，因而建交，抵掌而談，深荷器重，旋加入同盟會，革命大計，得參與密議。是年秋 國父欲赴檀島，因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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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資，宗師傾囊資助，慷慨資助革命，深得 國父讚揚。白此宗師與 國父書柬往來不絕，商策革命大業，民前八年， 國父自檀島致黃宗仰書云：
中央上人英鑒：橫濱來函，已得拜讀。弟刻在檀島與保皇大戰，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餘二島不日可以就功，非將此毒鏟除，斷不能做事。但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曰：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則竟自稱其保皇會為革命黨，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此計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計狡矣。聞在金山各地已歛財百餘萬，此財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滿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為滿洲之奴隸，罪通於天矣。可勝誅哉！弟等同志向來專志於興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咎有不能辭也，今當乘此餘暇，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對財力可以無憂也。務望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大擊保皇毒焰於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
大安 弟中山 謹啟 寄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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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h Bank
Honolulu.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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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前八年， 國父覆黃宗仰述在美掃滅保皇黨情形函云：（註四）
中央上人大鑒：頃接來函，敬悉一切，深惜同志近日困窮如此，不禁浩嘆。弟近在苦戰之中，以圖掃滅在美國之保皇黨，已到過五、六處，俱稱得手。本擬通游美地有華人之處，次第掃之，大約三、四個月後，當可成功。保毒當梁賊在此之時，極為興盛，今已漸漸冷淡矣。掃之想為不難，惟是當發始之初，而保黨不無多少反動之，因此有一二康徒極恐彼黨一散，則於彼個人之利益，大有損失。故極力造謠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地洪門之勢力極大，但散渙不集，今已與各大佬商妥，設法先行聯絡各地洪家，成為一氣，然後可再圖其他也。故現時正在青黃不接之秋，當無從為力，以兼顧國內及日東之局面也。大約數月之後，當有轉機也。幸致慰在東國同志，暫為堅守，以待好機之來，除洪家之外，弟更有數路可以有望，以圖集力者。惟成敗未可必耳。前挪上人之款，今當無從歸趙，請寬以月內之期，想能付還也。已另有函致黎公矣，意亦同。上海同志近來境況志氣如何？東京留學又如何？聞陳夢波已在橫濱立一館地，欲聯絡各處志士，此意甚美。未知現辦成如何？能與此地致公堂通消息，互相照應，則來往船上之人，盡可招集也。上人在東有暇，亦望與此地致公堂並大同報館消息，以鼓舞人心，則更可增多勢力也。此致，即候大安
弟孫文 謹啟
西六月十號、加利科你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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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 國父對宗師極為器重，宗師旋於日本復刊江蘇雜誌，啟迪民心，促使清廷瓦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始自日本返滬，創辦上海愛國女校，並主印頻伽大藏經，得八千四百十六卷，宗師不獨獲國父倚重，患難稱交，劻襄革命，實為中華民國開國的元勳。
辛亥武昌起義，南京光復， 國父自海外歸來，國內華革命同志雲集滬上迎接國父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務。宗師亦寓行列，國父曾獨與宗師密談，並約宗師同赴南京，參加政府輔助國事，宗師竭誠婉謝。次日，上海北站歡送 國父赴京後，隱居山林國父每欲召見不得。於此期間，宗師曾上書中山先生，邀遊金山寺，其書云：
中山先生偉鑒：別來瞬經三稔，賊人肆虐，公遊海外，僕隱山林。迺者，天相中華，神州再造， 自由不死，幸福有歸矣。前讀滬報敬悉公以國務餘暇，漫遊西湖南海，豪情逸興，不減曩年，幸甚！
近躬何似？金山亦係京口名藍，僕誼屬故人，曷勿杖策一遊，不惟可助逸興，且得舊雨重懽，藉傾積愫，想公遊興未闐，當能慨允，惠然蒞臨，掃徑以待。即請賜復，並頌
鈞安
不慧宗仰合十、九月二十三（見佛門人物志）
中山先生曾於民國五年遊南海普陀山，書中云：「漫遊西湖南海」，宗師上中山先生書，當在遊南海後，亦即在民國五年以後。中山先生曾否至金山遊覽，未見記載。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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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持南京攝山棲霞寺，中山先生首捐銀幣壹萬元，助其修建之用，其與宗師私誼之篤，於此益見。
民國二十五年，國民政府委員張繼、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恒、邵元沖、朱家驊、李烈鈞、居正等，以宗師有功於國家，夙著勛勞，乃聯名呈請政府明令褒揚，文曰：
「自滿州入主中夏，民族意志，久已銷沉，我總理天亶聰明，淪胥是懼，大聲疾呼，喚醒民眾，一時革命思潮風起雲湧不可遏抑，用集大勛，此在世之志士仁人凛興亡有責之義，原不容馳。其負荷至方外，清修自可，無興復大業，而竟有深明大義，竭智盡忠之同志出，其間如中央上人其人者，實為難能可貴。按上人少即祝髮為僧，庚子以後，憤慨國事，屢從事於愛國運動，迨蘇報案作，身遭名捕，東渡日本，適總理來自南洋，因而深見，傾心相事，輸助資財。今總理在美洲檀島所與手函二通，為言掃除皇黨反動勢力，及聯絡各地洪門情形，望其多通消息，多寄書報，於各處機關。即知其在當時涵濡主義，參與密議，有非尋常所能仰企，函內並有許以歸還用項，則其身非富有，急公好義，國爾忘私，亦可概見。
光復以後，在事同志，多致通顯，上人獨甘沉寂，不復與聞政治，遂與世隔。自民國八年，諸山推任江寧之棲霞寺，披荊斬棘，重整宗風。不幸於民國十年七月圓寂，葬於寺之附近，跡其生平，襟懷磊落，德性堅定，聞義必先，避名若浼，實佛門之龍象，亦吾黨之瑰奇。中央崇德旌忠，宜有褒卹，擬請撥給款項，修其墳墓，以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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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政府撥國幣伍仟元，交戴委員傳賢、張委員繼，主持修塔立碑事宜。」民國以來，沙門尊宿，獲國家褒典者，宗師為第一人也。
二、李棲雲湖南人，弱冠出家，嘗依八指頭陀參學五、六年，又赴日本留學速成師範，參加孫中山先生同盟會，其與徐錫麟、秋瑾女士等回國潛圖革命，在紹興秋瑾所設學校任教員，時以僧裝隱居僧寺，亦時短髮，西裝革履，遂招人猜疑。不久，被捕於吳江縣（約在光緒三十二、三年之間），轉解蘇撫。蘇撫亦湖南人，乃八指頭陀詩友，太虛大師乃棲雲之志友，因而力懇八指頭陀向蘇撫疏通保釋棲雲。
宣統元年，棲雲邀約太虛同赴廣東活動，棲雲與革命黨人往來甚密，談論革命殊為激烈。「一時海幢有湘僧紫林者，有豪俠氣，胆壯力健，為寺眾所憚，紫林與棲雲每痛談排滿，余因亦識之。」（太虛全書一三○八）。太虛與棲雲同至廣州，太虛在白雲山雙溪寺安住，專以宣揚佛學及發表詩文，與官紳學界士大夫交遊，棲雲則寓省城浮印寺，時與革命黨人往來。次年，廣州黃花岡一役後，官廳與革命黨相爭益迫，棲雲有由越南輸入槍枝的密函，為官方查獲，從四處逮捕得李棲雲等多人，寄押海南縣民事待質所，又於棲雲處檢得太虛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詩一首，因而太虛亦列入逮捕之內。據太虛自傳謂：
「此詩被認為有革命黨嫌疑，曾揭載粵、港、滬各新聞紙，有以『阿彌陀佛的革命』的標題者，我已從白雲山雙溪寺退居城內江西會館。粵吏猶以我為雙溪寺住持，發兵兩營上山圍捕，我在城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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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報，匿居潘達微平民報館中……我乃從容的安然返滬。（註五）
由此得知太虛大師亦為革命黨關係人之一，棲雲釋放後，並與太虛同赴南京，就讀楊仁山居士所主辦的祇洹精舍，據太虛自傳謂：「與我同進去的，有棲雲、了悟、善亮共四人、上年開學時，已有仁山、惠敏、開悟、邱虛明、智光、觀同等等，先後約十餘學生，棲雲、了悟，不久即他去。」棲雲短小精悍，胆大辯捷。光復後，隸陳烱明部下為團長，又曾任清鄉司令及兵站司令等。由於棲雲以和尚身份參加革命事業，缺少系統的記錄。僅從「太虛自傳」中獲知其梗概，實為早期參加革命工作者。
三、太虛字唯心，浙江崇德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歿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得壽五十有九。
宣統元年，太虛與栖雲同至廣州，初為廣東新闢一家叢林，有創辦全省僧教育會建議，因此，為協助組織僧教育會。是年夏，粵僧誌光及曾少皥、鄒海濱、潘達微，發起於華林寺迎月賓及棲雲、太虛宣講佛學。當時社會名流因研究佛學關係，而與太虛交往者，則有鄧爾雅、林君復、夏同和、鄒魯、葉夏聲、陳靜濤等，而太虛因受好友華山革命思想及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鼓勵—傾心於革命事業。據太虛自傳謂：
「就其（華山）所携者，有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炳麟告佛子書、嚴復譯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五冊各國地圖，讀後，於嗣同仁學，尤愛不忍釋手。陡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人救世的弘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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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勢將不復能自遇，遂急轉直下的改回真向俗的途徑……我初遇於平望小九華，而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動，傳閱民報與新民報的辯論，及中山先生所講三民主義，鄒容革命軍等，但我初不為稍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場，只因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而已。」—太虛自傳一九二頁—於此可知，太虛大師早期受革命思想啟發，而受其鼓勵者很大。茲據羅落花「太虛大師軼聞」約略道及：
「太虛法師之南來也，在建國前一年（二）年，爾時吾黨雲集廣州，圖屋清社。師……偕吾黨出生入死，寄錫白雲雙溪寺……憶余之謁師也。…於鄭仙祠，似十一月之夜。……朱執信、鄒海濱、葉兢生諸先生，挈余繞十八洞行。……至山，門虛掩，昏無人焉。吾輩曲廊，……廊盡，荒院數楹、琉璃燈一點，黯黯欲滅，趨前，從紙窗內窺，見有擁破衲，披斗蓬之黃面瞿曇，兀坐於室。海濱先生曰：此即太虛師也。余齒稚，第知從諸先生後，挺身擊殺韃虜，密與之謀，未之敢預也。諸先生與師作耳語，余則立風簷下，延佇有無瞰我者，昏燈如霧，余隱約辨師為三十許人，惡知是時師才二十許耶。」（註六）
太虛大師早參與革命各種密議，旋以黃花岡詩，險遭逮捕，該詩久已遺伕，陳靜濤猶憶及其初四句云：
「南海城裏起戰爭，隆隆砲聲驚天地，為復民權死亦生，大書特書一烈字。」
太虛以廣州革命起義失敗，急退雙溪寺住持，移居江西會館，因官廳偵查革命黨甚急，太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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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遭不測，頗有韜晦之意。其雜感云：
「書劍聚成千古恨，英雄都化雨間塵，從今刪却間愁恨，臥看荒荒大陸淪。 孤吟斷送春三月，萬事都歸夢一場，護取壁間雙寶劍，休教黑夜露光芒。」
太虛大師，因弔黃花岡詩，險遭逮捕，已如前述。民國建立，大師專意以佛法救世，不復直接參加革命工作，而從事佛教革新運動，其與國父所持之志願，實不謀而合。一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一以救人救世為職志。二者立場雖不同，策略也不一致，但其目的則一，以促進中國富強康樂、世界大同、人間淨土。其次，參與革命事業之僧徒，則有玉皇諦閑等人。據太虛自傳謂：光復南京時，各地僧眾亦有組織僧軍，直接參加革命軍的，上海的一支，即由靈隱寺玉皇率領，參加攻打南京聯軍，紹興亦編成數百人，由開元寺鐵巖盡捐寺田數百畝為軍餉，以成立紹興革命軍，推諦閑為統領，自屬其部下為營長。可見當時革命思想，早經浸入佛教僧徒思想矣。鐵巖於民國二年革命失敗後，不能立脚紹興，開元寺另換住持，鐵巖不得已復其俗姓以許鐵巖隱於革命黨中，至民國五年，反袁稱帝謀浙江獨立，被殺於杭州，後葬於西湖玉泉寺畔，題「許烈士鐵巖之墓」（註七）
以上所舉，係屬僧徒參加革命事業最顯著者。另有杭州白雲庵意周和尚參加革命工作，詳於本書二十五章，恕不再贅。其餘僅傳聞其事，因限於資料不足，無法詳述。
註：
註一：見日人牧田諦亮著：「中國近世佛教研究」。
P.90
註二：見同前。
註三：見「上海縣續志」。
許四：見「國父全書」。
註五：見「太虛自傳」一九五頁。
註六：見「太虛年譜」四四頁。
註七：見「太虛全書」：「人物志憶」。
文選出處：七葉佛教書舍 http://www.book85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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