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光大師家教觀之淺探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印光大師（1861—1940）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所生活的年代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與“劫難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內亂叢生，外侮不斷，兵燹頻仍，民不聊生。印光大師便示生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裡。大師幼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後中韓歐闢佛之毒，對佛法有所非議，繼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旋即於弱冠之年毅然出家。大師出家不久即對淨土法門生起信心，遂立志畢生專修淨土，求生西方。
此後30餘年韜光養晦，精勤苦修，終致德厚流光，龍天推出。乃以文字三昧，普度群生，大行法化。迨至一期化緣了結，大師遂安然西歸。鑑於印光大師一生為中國佛教特別是淨土宗所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往生後，被公推為中國佛教近現代四大高僧之一以及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亦可謂人心所向，實至名歸。印光大師的思想和主張均凝結在其洋洋一百餘萬字的《印光法師文鈔》中。通觀《印光法師文鈔》，我們可以發現，印光大師的教化思想，契理契機，簡便易行。而其所闡發的家庭教育觀點，尤顯情理交融，深入淺出，至今讀來仍是字字珠璣，發人深省，頗具借鑒價值。本文擬對印光大師之家教觀，做一粗淺探討，權作拋磚引玉之舉，以就教於方家大德。
家教為天下太平之根本：家庭教育之意義
印光大師生逢亂世，對於導致當時世道壞亂的根源，他進行了深刻思索，並得出了明確結論。大師在與弟子們的通信中，曾屢屢談及這個問題。例如，在民國十七年（1928）回复萬梁居士的一封書信中，印光大師便就此開示道：“現今世道壞至其極，推究根源，皆由家庭無善教，從小時並不以做人之道理教之，況福善禍淫、因果報應等事理乎？以故此種人，一聞邪說，即便依從。殺父姦母之事，彼固以為正分。即不如此，亦是得其權，則任意妄為，流毒天下。不得其權，則結黨橫行，為地方累。其源皆由於無賢父母之善教所致。”
從這封書信中，我們不難看出，印光大師認為，當時的世道已然壞亂至極，而究其根源，皆是由“家庭無善教”所致。具體而言，即表現為兒童少時，家長並不教之以道德倫常等“做人之道理”，至於“福善禍淫、因果報應等事理”，更是從不對幼兒加以熏陶教導，導致這些人從小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他們對於那些氾濫肆行的“歪理邪說”的免疫力自然也就十分低下，於是“一聞邪說，即便依從”，從而乾出諸多無羞無恥、傷天害理、禍國殃民的惡行來，擾亂世道。而這一切的根源，均在於兒童幼年時，未能得到其父母所施以的恰當的家庭教育。
鑑於此，印光大師主張，為了挽救世道人心，實現天下太平，首先必須要提倡合於“正道”的家庭教育。他強調：“天下治亂，在於家庭中操之有道與否，此根本上之切實議論也。”又言：“家庭教育，因果報應，乃現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極要務。若不從此著手，則凡所措置，皆屬枝末，皆可偽為。”而在《因果為儒釋聖教之根本說》一文中，印光大師則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夫天下不治，由於家庭無善教，致有天姿者，習為狂妄，無天姿者，狎於愚頑，二者皆非國家社會之福。是知教子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為切要，以今日之賢女，異日即為人之賢妻賢母，人能得賢母之教育，賢妻之輔助，豈有不成賢人乎哉？故曰：教子女為天下太平之根本也。”從此言論中，可以發現，印光大師對於家庭教育非常重視，並將其置於“天下太平之根本”的地位上，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在當今整個社會和學校均以物質與功利作為教育核心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就顯得尤為突出。倘若家庭不能為子女及時提供和補充一些對人生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教育的話，那麼，子女的人格發展就勢必會是片面的，便會面臨人格墮落與道德淪喪的危險，並很可能會因此成為惟利是圖、為所欲為、怙惡不悛的“窮凶極惡”之徒，危害大眾，擾亂社會，敗壞世道，最終為社會、國家、大眾所不容。從佛教的觀點看，這樣的結果不僅會傷及他人，而且也將禍及自身，不但會葬送子女一生的前程，甚至會戕殺他們的“慧命”，令其長沉苦海，難以解脫。從這一角度來審視，印光大師將家教視為“天下太平之根本”，並以此來規勸世人，可謂是用心良苦。
道德倫常、因果輪迴與淨土法門：家庭教育之內容
在家庭教育的內容上，印光大師主要強調應對子女施以道德倫常、因果輪迴與淨土法門等幾個方面的教育。例如，民國二十一年（1932），印光大師在他的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一函遍复》一文中，便指出：“小兒從有知識時，即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又言：“小兒甫能言，即教以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即令宿世少栽培，承此善力，必能禍消於未萌，福臻於不知。而關煞病苦等險難，可以無慮矣。稍知人事，即教以忠恕仁慈，戒殺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顯事蹟，俾習以成性。在兒時，不敢殘暴微細蟲蟻，長而斷不至作姦作惡，為父母祖先之辱。”
而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已近耄耋之年的印光大師，在其《家庭教育為天下太平之根本發隱》一文中，仍是不厭其煩地對弟子們詳細開示家庭教育的主要內容，其曰：“及至初開知識，即為彼說做人之道理。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及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輪迴之轉變。俾彼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冀慕。再令念佛、念觀世音，以期增福增壽，免災免難。不許說謊話，說是非，打人罵人。不許遭踐字紙，遭踐五穀，遭踐一切東西。不許亂吃食物。不許與同里群兒聚戲。稍長，即令熟讀《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關帝覺世經》，俾知有所師法，有所禁戒。一一為其略說大意，以為後來讀書受益之前導。”
由上述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印光大師在家庭教育的內容方面，非常注意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有機結合與融通。他希望通過對幼兒實施道德倫常、因果輪迴與淨土法門等幾方面的家庭教育，不僅可以促使他們養成健康積極的世間人格，並能夠以此為基礎，完成向出世間人格的轉變。
我們知道，人之所以為人，首先要講道德倫常，沒有了道德倫常，也就不能稱之為人了。一個人倘若希望修行成佛，首先是要成人，如果連人都做不好，那也就根本無從談到學佛。印光大師深明此理，因此，他主張兒童幼年時期的家庭教育，首先是要幫助他們培養健康的人格，要讓他們逐漸具備世人所共需的道德倫常等人格素養。具體而言，這些基本要素可包括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誠實、勤儉、謙恭、仁慈等等。
此外，印光大師亦強調，家長在對兒童實施一般世間法上的道德倫常教育的同時，還要對其進行有關因果報應、六道輪迴與淨土念佛法門等與出世間法緊密相關的教育。這樣不僅會增強兒童對世間的道德倫常的教育，而且還會為其將來出離世間，解脫生死，獲得究竟圓滿的人格奠定堅實的基礎。
大師相信，如若兒童幼年時可以反复受到上述家庭教育的熏陶和浸染，慢慢就會“習以成性”，最終必定有所成就。他為此坦言道：“子弟之成，唯在家教。凡屬子女，必須從幼教以孝悌忠信，勤儉溫恭。至其長而入學讀書，方有受益之基。……能如是，則有天姿者，自能有為。無天姿者，亦為良善。獨善兼善，自利利他，實不外此老僧常談也。”
注重早教、嚴教、身教與教女：家庭教育之方法
師主張家長們應當格外注重早教、嚴教、身教與教女等幾種方法的綜合運用。印光大師曾屢屢對弟子們強調要及早對子女展開家庭教育，甚至可以將這一過程提早到胎兒時期。他講道：“母教第一是胎教，胎教乃教於禀質之初。凡女人受孕之後，務必居心動念行事，唯誠唯謹，一舉一動，不失於正。尤宜永斷腥葷，日常念佛，令胎兒禀受母之正氣，則其生時，必安樂無苦。所生兒女，必相貌端嚴，性情慈善，天姿聰明。”又言：“凡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時，即當教以因果報應之理，敦倫盡分之道。若待其長大，則習性已成，無能為力矣。”
可見，在印光大師看來，家庭教育宜早不宜晚。這是由兒童身心發展的自然規律決定的，胎兒、幼兒時期乃是人生長發育初始階段，可塑性極強，此時若能在胎中禀受到母親之正氣，出生後又可及時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那麼就會為養成健康的人格，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反之，則會喪失掉進行家庭教育的有利時機，最終悔之晚矣。顯然，大師的這一家教方法觀與孔子所講的“少成若天性”的教育思想具有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的。
印光大師認為，家庭教育在方法上，除注重早教外，還應注重嚴教。他在民國二十年（1931）回复吳慧濟居士的一封書信中，曾就此開示道：“人未有不願生好兒女者。然十有八九，將好兒女教壞，後來敗家聲，盪祖業，作一慵頑之類，或成匪鄙之徒。其根本錯點，總因不知愛子之道，從小任性慣，大則事事任意，不受教訓，多多狎昵匪類，為社會害。”而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的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上，大師又就此問題講道：“若幼時任性嬌慣，俾其自由，絕不以孝悌忠信、因果報應是訓，長大則便能為殺父殺母之魔王眷屬矣。是故子女幼小時，切須養其善心，嚴加約束。要知今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之輩，皆從彼父母嬌生慣養而來。以孟子之賢，尚須其母三遷、嚴加管束而成，況平庸者乎。”
這裡，大師反復告誡父母在家教過程中，切忌溺愛嬌慣子女，一定要對其嚴加管教。如若因對子女疼愛過分，放任自流，那麼最終的結果非但不能令子女成材，反會斷送其前程。為了避免上述種種惡果的出現，大師諄諄勸導弟子們要嚴格教育子女，要為子女的長遠幸福謀劃，不可因一時的糊塗而葬送了子女永恆的幸福，實可謂是苦口婆心。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印光大師認為，做父母者在家庭教育過程中，亦應如此，要努力為子女樹立榜樣，不僅要注重言傳，更要重視身教。大師曰：“父母者，兒女之模範也。譬如鑄器，模範不好，決不能令所鑄之器好。人雖至愚，決無不願兒女好者。不知兒女之好否，當在自己心行中求。”又言：“使家家夫婦，皆知道義，及與因果，敦本重倫，躬行不渝。則所生子女，習見習聞，如水入器，如金就型，其性情自成賢善。必不至暴戾恣睢，以惡為能也。”可見，在家庭教育過程中，父母自身的實際行為，對子女的教育和影響通常是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的，即所謂“上所施，下所效也”。顯然，印光大師對這一點也是格外重視的。
在家庭教育諸方法中，印光大師尤重教女一法，他反復對弟子們開示教女之法的重要性，這是應當引起我們特別關注的。大師曰：“家庭之教，母教更為要緊，故教女比教子關係更大也。有賢女，則有賢妻賢母矣。人少有賢母，長有賢妻，慾不為賢人，不可得也，此正本清源圖太平之良策也。”這裡，大師認為，世人倘可從小至大均有賢母、賢妻為伴，則不為賢人，亦難也。而賢母、賢妻乃是由賢女所來，賢女又是由注重教女一法所來，因此，大師斷言，教女實為“正本清源圖太平之良策也”。
反之，若教女不當，甚至不知教女，則賢女無所從來，而賢母、賢妻亦無所從來，那麼世上賢人亦會日漸稀少，於是世道人心也便會隨之日漸敗壞。大師對這一因果關係曾詳細解釋道：“世少賢人，由於世少賢母與賢妻也。良以妻能陰相其夫，母能胎教子女。況初生數年，日在母側。親炙懿範，常承訓誨。其性情不知不覺為之轉變，有不期然而然者。餘常謂：'教女為齊家治國之本'，又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蓋謂此也。以天姿高者，若有賢母以鈞陶之，賢妻以輔翼之，自可意誠心正，明明德，止至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天姿平常者，亦堪循規蹈矩，作一守分良民。斷不至越理犯分，為非作姦，以忝所生，而為世害也。惜世人夢夢，不以盡倫守分教女，使日唯從事於妝飾，此外則一無所講。異日為人妻、為人母，不但不能相夫教子，以成善士，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惡人。
由是言之，教女一事，重於教子多多矣。而餘所謂教女為齊家治國之本，及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語實語也。”又言：“吾常曰：'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蓋以母賢，則兒女皆賢。在胎則禀母之氣，幼時則觀母之行，聞母之言，已熏陶於讀書之前。及其讀書，則一一措之躬行，而為賢人善人故也。
又曰：'教子為治天下之本，而教女為尤要。'以無賢女，則無賢妻、賢母，因之亦無賢人矣。”由是觀之，印光大師主張父母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在重視教子的同時更應注重教女，其原因乃是由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決定的。這實在是一種非常獨到的家教方法觀，亦可謂是大師獨具慧眼之處，尤值世人深思。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便曾經流傳著許多賢母教子成材的故事，最著名的莫過於“孟母三遷”與“岳母刺字”的故事了，這兩位賢母分別成就了亞聖孟子與抗金英雄岳飛這樣千載流芳的聖賢之輩。這些歷史事實均可有力證明印光大師強調教女一法至關重要這一觀點的合理性之所在。
結語
總之，印光大師的家教觀是他在自己所處的獨特歷史時代背景下提出的。在當時內憂外患之下的中國，大眾始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飽受煎熬，苦不堪言。大師應劫而生，以般若睿智，慈悲觀照，其隨緣宣流、契理契機的教化思想，實為末世眾生出離苦海、達臻彼岸之“南針”、“寶筏”。而印光大師的家庭教育思想則是其教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大師融通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善巧方便”之舉。
印光大師的家教觀不僅切中時弊，而且契合教理，通達人情，令人聞後由衷贊同，欣然奉行，其教化之功大矣哉！解讀印光大師的家庭教育思想，對我們當今的家庭教育而言亦是大有實益的，尤其是大師家教觀中諸多帶有長遠性和根本性意義的獨特主張，更是我們當今的家庭教育所應積極汲取的，此實乃一處家庭教育的“無盡寶藏”，尚待更多的有識之士來大力開掘和發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