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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步楞嚴的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俗姓吳，出家後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縣人，父名元雲，母親闕氏，因禱於觀世音菩薩，夢觀音送子至，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生此子。
在他五、六歲的時候，父母先後去世，由叔父照應他的生活。入塾讀書，十分穎悟。年齡漸長，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為僧，叔父不許。十九歲時，生了一場大病，病中發願，如獲痊癒，決出家修行。後來病癒，便到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翌年，到湧泉寺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從學習教律儀。未幾，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充當飯頭菜頭，任勞任怨不以為苦。
二十一歲時，發心行腳參訪。他先到常州天寧寺，依冶開老和尚叁究禪宗心法，老和尚道風嚴峻，對弟子不稍寬假，因之獲益者眾。圓瑛在天寧寺學習四年，繼之又到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其間他又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前後有六年之久。由於他喜穎悟，學習努力，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礎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從敬安和尚習禪那一段時間，是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緒三十年，年方十六歲的太虛，依小九華寺的監院士達和尚出家，十八歲到天童寺，任寺中禪房，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由於太虛天資穎悟，在學僧中有如鶴立雞群，甚受道階的重視，許之為法器。以此，圓瑛與太虛亦結為好友，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書樓，結為盟兄弟。圓瑛是年二十九歲，已以擅長文字著稱，他手撰盟書，文采可觀，盟書文曰：
夫綱常之大，莫過於五倫，而兄弟、朋友，乃五倫之二也。世有生無兄弟，以異性結手足之親，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託。即如秘園結義，管鮑通財，同安樂，千載咸欽義氣。
而吾儕身居方外，跡脫塵中，雖曰割愛辭親，尤貴揖師處友，然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者固可有益於身心，惡者難免轉妨乎道業。悟自投身法苑，訪道禪林，所見同胞如許，求其如第之少年聰敏，有志進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圓瑛在天童寺時，另外霎了兩位朋友，一位是後來廈門南普陀的住持會泉，一位是民國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轉道。由於轉遺的關係，他後來也曾到南洋弘法，並與轉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剎開元寺。
1908年，他由江南迴到閩南，首先在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由於他宗說兼通，辯才無疑，深受緇素聽眾的歡迎，由此以後，他在閩南、江南聲譽漸著。
1909年，圓瑛主持寧波接待寺。接待寺為歷朝古剎，他接主後，拆除新建，重為中興。他並在寺中創設了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人才。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民國肇建。時，佛門多故，八指頭陀敬安法師為保護全國寺產，在上海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成立“中國佛教總會”，圓瑛亦參與這次運動，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1917年，他在寧波當選為寧波佛教會會長，創辦兩所“僧民學校”，對入學者施以義務教育。繼之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收容無依孤兒，施以工讀教育，各省聞風爭相效仿。這一段時間，他不時在江浙一帶講經。1920年，他在北京講《楞嚴經》、《法華經》，法緣甚盛。是時華北五省鬧旱災，哀鴻遍野。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募捐賑災，全活災民無數。時，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得之，頒贈他《大藏經》一部，派員護送到寧波的接待禪寺。
1922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講經。這時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參轉道法師，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後來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覺寺，圓瑛在普覺寺講《大乘起信論》，並與轉道討論重修福建泉州開元寺的計劃。他離開新加坡，轉住台灣弘化，曾在台南講經，1923年秋回到泉州。這時既興轉道、轉物二師，筆書重修開元寺。1924年重新修建，1925年在寺中創辦開元慈兒院，他任院長，陸續收養孤兒至二百多人。1926年，他重渡南洋，籌募慈兒院基金。他將募得之款，在馬六甲組織了一個基金董事會，有董事會保管本息，按實際需要撥付慈兒院支用。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內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卻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團體。1928年，政府公佈了“寺廟管理條例”，地方黨務幹部及學界欲藉機沒收寺產，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就掀起了一陣摧殘佛教寺產興學的風潮。
1929年5月，佛教為求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諸居士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被推為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後來，政府把全文21條約的“管理條例”修訂為全文13條的“監督寺廟條例”，沒收寺產的事件才緩和下來。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動寺院設立慈幼院、醫院、工廠、分擔社會責任，以減少外界攻擊的口實。
1930年，寧波天童寺住持改選，他當選繼任。因年輕時曾在此參訪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舊地重遊。天童寺是六朝古剎，禪宗祖庭，僧眾逾千，冬參夏講，定為常規。他是年五月進院，當眾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則：“為法為人，盡心盡力”。他並提出“十二不”與大眾共勉：“不貪名、不圖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進院之後，隨即開講《楞嚴經》，四方學者云集。以後，他每年冬季傳授三壇大戒，丕振宗風。
到了1931年，“寺產興學”事件餘波蕩漾，風波再起。這時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怡爽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回國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項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書撥廟產，振興教育。”當時的內政部長薛溈弼是基督徒，與怡爽秋內外唱和，這比1928的“寺廟管理條例”由為徹底。圓瑛出面奔走，全國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這件風潮才逐漸平息下來。這年夏天，長江水災為患，蔓延數省，圓瑛為籌募賑災款項忙了一個夏天。秋天，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他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建護國道場。他曾撰一幅對聯以表達他的心情：
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
1932年，他應國府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討在中山陵興建一座藏經樓。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樓閣被燒去9處，計50餘間，寺眾悲痛萬分，認為非20年不能恢復。圓瑛親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較以前更見莊嚴。同時在此數年內，他赴閨南、長沙各地講經，法緣極盛。1935年，他在上海自建圓明講堂，是年秋季落成。1936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滿6年，堅決辭職，學大悲和尚繼任。
1937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湧泉寺住持。這年是他六十壽辰，兩序大眾開千佛大戒五十二日。自1929年以來，他一直連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領導全國佛教。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繼之上海八一三戰事開始，圓瑛積極投入抗戰救亡的行列，號召蘇滬地區的僧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叁加戰地救護工作。救護隊以卡車運載災區難民及戰地傷兵，運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醫院中，救護隊在戰地工作兩個多月，蒙佛加被，只陣亡二名隊員。上海淪陷後，圓瑛帶著救護隊隨軍撤退，由上海、南京到達漢口，繼續從事救護工作。
當時戰局緊張，救護隊及各處收容所經費無著。10月，圓瑛奉國府林子超主席函，囑他將救護隊及收容所事務委託其他法師辦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馬來牛島募集醫藥費。他便帶著林主席的三封親筆介紹信，偕同明陽法師出國。先到新加坡，訪新加坡總簡會，請華僑領袖及佛教人士組織一個機構，募款接濟各處的收容所及漢囗的第二僧侶救護隊。接著又到吉隆坡、檳榔嶼，拜訪僑領、居士，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機構。1938年春季，他又應檳榔嶼極樂寺之請，住持法席。極樂寺是鼓山湧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剎，在星洲頗著聲譽。圓瑛住持後，苦心經營，極樂寺日趨莊嚴，是年夏天，他回國視察救護隊及收容所，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機構報告，並繼續募捐。
1939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陽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檢舉，說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鉅款接濟重慶政府。農曆九月一日，他在圓明講堂禮佛時，為日本憲兵隊逮捕，連明陽法師也一併被逮，先關在憲兵隊，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軍憲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嚇刑訊，圓瑛從容陳辯，不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極力多方營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軍不得已予以釋放。到此日軍仍不死心，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絕。
圓瑛回到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他閉門謝客，專事著述。在那數年中，他撰著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詩文，且精於書法，有來求墨寶的，他一一書贈結緣。
1943年，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斬雲鵬老居士，在天津數度派代表敦謂，他情不可卻而到天津講經，北平的佛門緇素也到天津敦請，他又到北平的廣濟寺講了兩個月的經。回到上海後，又應無錫、南京各地信徒請去講經，在那兩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計其數。
1945年春天，他鑑於弘法人才的缺乏，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優秀青年學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編寫講義。另外，還聘請應慈、興慈兩位法師授課。
1946年2月，他一度中風，昏迷一星期才清醒過來，療養了兩年，始逐漸康復。
1949年後，他仍在上海弘法。1952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953年，陳質如、趙樸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他代表上海市參加，被推為第一任會長，會後南返，到寧波天童寺療養，末久即逝世，世壽76歲，僧臘57年。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讀》、《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20種，門人弟子編輯為《圓瑛法彙》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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